“言为心声”，语言是个性的鲜明标志。不同身份、年龄、职业、性格、志趣、素养、习惯的人，会有其独特的语汇、腔调和表达方式，正所谓“什么人说什么话”。
他们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颦，往往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声”。这也照应了老舍先生的那句话“对话就是人物性格等等的自我介绍。”什么样的人物语言才能让人物“活”起来呢？
一、人物语言要生活化
优秀的习作总是立足于多角度地反映生活。人物的语言描写也应当如此。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学会观察生活、熟悉生活。只有了解、把握了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物语言，才能写出符合人物身份、地位、教养、性格等放慢的活生生的语言来。
高尔基很赞叹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写的人物语言。他说，巴尔扎克的人物对话写得十分巧妙，就是不写人物的模样，也能使读者看了对话，好像亲眼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
由此可见，高尔基赞扬巴尔扎克人物语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写的人物的语言，既立足生活，又富有个性。成功的人物语言应该是富有浓郁的生活化气息的。
孙犁先生在短篇小说《荷花淀》中描写了几个青年妇女在水生嫂家里，商量着要到部队去看望自己参军不久的丈夫时，那语言，精彩传神，极富个性，且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意味和生活情趣：
“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
水生女人说：“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
“哪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去快回来。”
“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
这段对话，虽然没有写出说话人的名字，但是我们却能清楚地分辨出每一个人的不同性格来：说第一句的，文静精细；说第二句话的，心直口快；说第三句话的，老脸稳重；说第四句话的，大胆泼辣；说第五句话的，羞羞答答，温柔含蓄。
这段文字没有一点装饰的痕迹，朴质自然，平易近人，作者按照生活的原貌，把她们对丈夫的那种感情，简洁明快第表达了出来，给人以以清爽悦目的感觉。
因此，我们在描写人物的语言时，要充分考虑到人物的生活状态。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中“众好汉议立梁山王”一段：
宋江就忠义堂上与众弟兄商议立梁山泊之主。……吴用劝道：“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人皆所伏。兄长若如是再三推让。恐冷了众人之心。”原来吴用已把眼视众人，故出此语。只见黑旋风李逵大叫道：“我在江湖舍身拼命，跟将你来，众人都饶让你一步。我自天也不怕，你只管让来让去，做甚鸟!我便杀将起来，各自散伙!”武松见吴用以目示人，也发作叫道：“哥哥手下许多军官，受朝廷诰命的，也只是让哥哥，他如何肯从别人?”刘唐便道：“我们起初七个上山，那时便有让哥哥为尊之意。今日却要让别人”鲁智深大叫道：“若还兄长推让别人．洒家们各自都散开!
同是拥立宋江为梁山之主，不赞成宋江的谦让，但由于个人的出身、教养、经历和性格不同，语言表达则显示出强烈的个性特征：吴用、武松从大局出发，以理服人，但吴用用
“恐冷了众人之心”，言辞委婉，武松则较为显露。李逵和鲁智深对宋江的谦让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说话直率，但李逵语言粗鲁，鲁智深则较李逵稍有分寸，而刘唐则不如它们火爆。这的确如鲁迅先生所说：“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
二、人物语言要个性化
在现实生活中，不同性格的人说话也大相径庭。否则千人一腔、万人一调，既显得乏味，也不能很好地刻画人物。老舍在叙写人物对话时，有一个明确的目的：为了使人物性格更鲜明，“可以使人看见活生生的人。”因而老舍先生笔下的对话，始终围绕着人物的性格，让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
读过《骆驼祥子》，一定不会忘记那个虎头虎脑、能吓住男人的虎姑娘。从她出场第一句话中的“叼”字、从她“喊”着劝人的话语以及“你喝！要不我揪耳朵灌你！”的敬酒词中，我们了解到了她“骂人也有男人的爽快”的性格。
而在《老张的哲学》中，南飞生那两字一顿的话语：“鄙人，今天，那么，无才，无德，何堪，当此，重任。”“诸位，请坐，我们，为公，不是，为私，何苦，争执，小端。”一下就把他那装腔作势的性格写活了。这种人物话语，的确具有“开口就响，闻其声知其人”的功效。
因此，老舍曾这样谈起过自己的创作经验：“我设想张三是个心眼爽直的胖子，我即假拟着他的宽嗓门，放炮似的说直话。同样地，我设想李四是个尖嗓门的瘦子，专爱说刻薄话，挖苦人，我就提高了调门儿，细声细气地绕着弯子找厉害话说。这一胖一瘦若是争辩起来，胖子便越来越起急，话也就越短而有力。瘦子呢，调门儿大概会越来越高，话也越来越尖酸。说来说去，胖子是面红耳赤，呼呼地喘气，而瘦子则脸上发白，话里添加了冷笑……”
个性化的语言符合人物的身份特征。历来为文艺评价家所称道的《红楼梦》中王熙凤的出场时这样描述的：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
在这人人都“敛声屏气、恭肃严整”的森严气氛中，也只有王熙凤敢如此“放诞无礼”。一句话，这不仅突出了王熙凤热情、大胆、泼辣的性格，而且也暗示了她的贾府中的地位，显示出她在老祖宗贾母面前受宠的程度。
再如，“多乎哉？不多也”这样的语言只能从穷愁潦倒的书生嘴里发出，地道的老大农民是绝对讲不出这样文白夹杂的酸话来的。“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则刻画出了孔乙己爱虚荣要面子的性格。
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不同的人物语言明显个性化，连所用的比喻都有鲜明的个性。粗俗不堪的高利贷者夏洛克不离口的是“耗子”“臭肉”“张开嘴的猪”等令人恶心的东西，而才智国人的鲍西亚在议论慈悲时说：“慈悲不是出于勉强，它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它有超乎一切的无上威力，比皇冠更足以显出一个帝王的高贵。”这语言是多么高压而充满睿智啊！
个性化的语言能充分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范进中举》中那个以屠宰为业的胡屠户，其语言百年深深地打上了庸俗市侩的烙印。因为他的经济地位、社会环境等养成了他的额拜金主义和强烈的等级观念。期初，他的女婿范进屡次考试未能进学，穷困潦倒。他便十分鄙视他。当范进决定再去考试向他借些盘缠费时，他便刻薄地挖苦道：
“你自己只觉得中了一个相公，就癞虾蟆想吃起天鹅肉来！……如今痴心就想中起老爷来！这些中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是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
没过多久，范进出人意料地竟然中了举人。请看胡屠户是怎样说的吧:“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 “尖嘴猴腮”可以立即变为“体面相貌”；昨天把他骂的狗血喷头，今天吧范进成为“贤婿”，这些话，活现出一个见钱眼开、趋炎附势的小市民形象。
三、人物语言要情感化
语言是人物思想情感的直接体现。刘勰曾说：“为情而造文。”缺乏情感的语言难以产生“使人心动”的魅力效应。因此，作家在表现人物时，常常借助人物语言的描写，让他们自己去自然地表露内心世界。
莫泊桑的著名小说《我的是叔叔于勒》中通过菲利普太太三次语言描写，表达了对于勒态度的天壤之别：
初期阶段，表达了对于勒的期待和美化：“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他可真算得上一个有办法的人！”
一句“好心的于勒”，用褒义的称呼，体现她对于勒的信任和期待；而“有办法的人”，则强调了于勒的能力，将他理想化为“救世主”，反映她对财富的渴望。此时的菲利普太太对于勒的“好态度”完全建立在金钱预期上，而非亲情。
中期阶段，表达出菲利普太太的焦虑与怀疑：“这个流氓于勒，到底在哪？他要是永远不回来，我们岂不是白白指望了？”
“流氓于勒”四个字，称呼从先前的“好心”直接变成了贬义词的“流氓”，体现她的不耐烦和怨恨。而
“白白指望”则透露出她对投资（感情和时间）可能得不到回报的恐惧。反问句“我们岂不是白白指望了？”则加强了抱怨的语气，显得焦躁不安。从这句话可以读出菲利普太太的“亲情”完全取决于于勒能否兑现金钱承诺，一旦拖延，立刻暴露其功利心。
后期阶段：表达出对于勒的厌恶与恐惧：当菲利普一家在船上发现于勒已成穷苦的卖牡蛎的老人，生怕被他拖累。菲利普太太竟这样：“我就知道这个贼是不会有出息的，早晚会回来拖累我们！……别叫他们看出来！”
一个“贼”字，表明菲利普太太与于勒彻底撕破脸，用最恶毒的词汇否定于勒的人格。
“别叫他们看出来”，则是菲利普太太虚伪的掩饰，怕丢面子而非关心于勒。当于勒失去利用价值，菲利普太太的亲情彻底崩塌，只剩下势利与冷酷。
莫泊桑没用语言直接表达出菲利普太太的心理活动，也没有一句直截了当贬斥菲利普太太的话，但莫泊桑通过借助菲利普太太的语言：一是用词的极端化，从前期的“好心”“有办法”道后期的“流氓”“贼”，体现出她对于勒的评价完全取决于其经济状况。二是语气从热切到尖刻：早期用感叹句表达期待（“他可真算得上……”），后期用咒骂和命令句（“别叫他过来！”），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亲情的异化：血缘关系被金钱彻底扭曲的事实。一个自私、势利、冷酷，可怜又可鄙的小市民形象在读者眼前“活”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