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既然现在不走，智广决定去洋楼再了解点情况。他到洋楼时，演出已经开始了。日本兵都盘腿坐在地上横放着的木料上，除去日军，准尉还请了各据点伪军伪机关的关目。金队长，
八字胡，麻子脸都在座，邓明三也来了。
这是日本一个什么“后援会”和山东新民会联合派来的慰问团，除去演节目，还带来一堆“慰问袋”。慰问袋白布缝成。上面印了日本国旅，写着歌颂战争的俳句，还有日本女人、
孩子和风景的漫画，里边装了糖果、刮脸刀、小镜子、针线板之类小物件。准尉下令给汉奸头头们一人也发了一个。日本兵当场都打开把吃食拿出来吃了。几个中国人全双手捧着它像
圣物一样动也不动。
智广在场外酸巡了半圈，准尉看见了他，朝他招手。他本想不过去，看见坐在一边的金队长正拿眼盯着他，他就大大方方走到准尉面前，行了个礼。准尉说：“坐在我旁边吧。”智广说：“谢谢。”就坐了下去。准尉对坐在后边的邓明三说：“你这个孩子很好，我很喜欢他。”
这时一个没见过的日本二等兵，讨好地把话翻译了过去，邓明三连连点头致谢，说：“孩子小，不懂事，请太君多指导。”那个兵又把话翻成了日文，而且加了好多谄媚词。智广听他不论说中国话还是日本话，都带点怪口音，就知道他是那个高丽翻译。这个人跟汉奸头目们勾结，敲诈勒索，杀人害命和卖毒品无恶不作，不少人到敌工部报告过他的罪恶，智广不由得就多看了他两眼。这人从服装到姿势全模仿日本士兵，模仿得不算不像，可脸上一股狡诈气、馅媚气却是日本兵脸上少见的。日本兵有的残忍，有的蛮横，更多的狂做，却没有这股奴才相。
这倒是汉奸们脸上常带着的。
高丽翻译发现智广看他，就点点头。演出开始前慰问团长请准尉上去讲话。高丽翻译跟着站了起来，准尉板着脸说：“我不准备对中国人讲话，用不着你。”
队长刚离开，高丽翻译就活跃起来，先是打开慰问袋吃食品，故意嚼出声音，用日本话说：“啊，真好吃，真好吃。”一边用中国话对那些汉奸头头们说，“你们打开尝尝嘛，好吃极了。我们日本点心不像你们中国的油腻腻的，好吃极了。”他见智广不理他，又主动凑过去说，“我叫金井一郎，翻译。”智广说：“你的中国话我听不大懂，还是用你自己国家的语言说话吧。”翻译先是瞪了一眼，马上又笑起来，改用日语说了一遍，并且补充说：“您是外地来的，我的中国话为了叫当地人听懂故意用山东口音了。”智广装作不知情地用日语问：“你好像不是东京人。”金井说：“噢，你会说日语，太好了，我是釜山人…… ”
这时不知准尉讲了什么,全场都高呼起“万岁，万岁”。汉奸们莫名其妙，赶紧也跟着喊。
准尉讲完话下来，节目就开始了。
邓明三把头凑近智广问：“他们看戏兴拍巴掌吧?”
智广说：“兴!”
邓明三说：“啥时候该拍巴掌，你捅我一下，别让我误了。”
这是一套杂八凑的节目。有日本相声，有文乐，还有中国人用口琴伴奏唱《四郎探母》。准尉正襟危坐，不断地吸烟。汉奸们两眼发直，只有在演日本相声时士兵们哈哈大笑，金井也笑，故意笑得声音比别人大。准尉白了他一眼。他把头低下去了。智广往后边瞧了几次，没看到加藤，就问准尉：“加藤君坐在什么地方?我可以看看他去吗?”
准尉说：“他刚刚出诊回来时还好好的，忽然犯了胃病，疼得厉害，向班长请了假。你可以看看他去。”
加藤住在西侧，智广故意从东侧出来，这样他就绕着院子看了一圈。原来他没到过的南侧是伙房和仓库和炊事兵的宿含。每个炮楼下层都是勤务室，装有电话。挂着士兵们的名牌。
他找到加藤的房间，敲了下门，里边沉闷地应了一声。他进去看见加藤靠墙坐着，在闷闷地吸烟。
“噢，是你，早来了吗?”
“看了一会演出，听说你病了，我来看看。怎么不休息?”
“好了一点，谢谢你。演出有趣吗?”
“我不觉得很有趣。”
“这算什么戏班子，把这种下等玩意给当兵的看。”加藤摇摇头说，“我不想看他们。”
过了一会，加藤问道：“你过了年就回天津吗?”
智广说：“我想是。爸爸没有来，妈妈不放心。”
“走吧。”加藤望着窗外说，“我是老师，我有责任教育学生要善良、正直，在这儿你找 不到摹仿的榜样。”
“嗯?”智广正色地问。
“唔，我是说这据点里你见不到高尚的人，小孩子不适宜在这种地方生活。”
“我明白了。”智广试探着说，“你认为，今天你去给他换药的那个人也是下流的吗?”
加藤吃了一惊，看着智广半天没说话。过了好久，结结巴巴地说：“你年龄还小，有许多 事不是你这年龄的人应当知道的。”
智广说：“我知道加藤是个好心人，好老师，和许多人不一样。”
“你凭什么说我是好心人?”
“你给那个人换药很认真，而且尊重他!”
“唉，千万不要说出去，你答应我不跟任何人说!是吗?”
“当然。”
“那个人是我们的敌人，在战场上见到也许我会杀死他，或者我被他杀死。可他，他是 个品格高尚的中国人；外边看戏的那些中国人是猪，是狗!……”加藤突然住了嘴，被自己 吓住了。
智广催促说：
“您往下说呀!”
“没什么,没什么,我今天病了，乱说了一气。”加藤摇摇头，不再说话了。
外边人声嘈杂，演出完了。智广站起来告辞，加藤说：“队长要请来看戏的中国人吃饭，你不留下吗?”
智广说：“如果我能和你两个一起吃我就留下。”
加藤说：“不行，我是士兵，最低一级的士兵，没这个权利留你。将来吧，将来退伍以后可以一起吃饭。”
又有人敲门了。金井探进个头来说：“学生，队长先生请你去吃饭。”
智广只好随他走出来。
尽管是冬天，宴会就在院中进行。士兵们把看戏坐的木料拉开，围成个方形，用子弹箱架起木板作为长桌，然后每人一份摆上了碗筷和酒杯，搬来了几木桶清酒。日本士兵按建制坐好，准尉就让中国人就座，炊事兵先给每人送上一小盘鱼片和酱油碟，随后又送来“天妇罗”。准尉举着杯说了些祝贺新年，希望中日提携、共存共荣等话，就推说“还有公事要办，不能陪大家，希望各位尽兴”,回自己屋去了。
汉奸们夹块生鱼放在嘴里，嚼嚼不是滋味，想吐出来又不敢吐，有的人就大口喝酒，像送药似的往下送。有的装作擦嘴，把它吐到袖口里，扔到地上怕日本兵看见，只好用手攥着。
过了一会，金井又来传话，队长请区长和智广去他屋里谈话。
原来准尉在屋里自己单独摆了一份饭，这时他已吃完，叫勤务撤下食盘，端上茶来。让他们坐下后，准尉就问邓明三，智广家里有什么人，父亲干什么。
邓明三当过土匪做过生意，说谎可满有经验，就说他弟弟原在大连满铁做工，后来调到天津， 一直在铁路上干活：除去智广外，他弟弟还有一儿一女，全在天津；智广放假回来过
年，过完就回天津去。
准尉说：“你弟弟靠做工，供三个孩子上学不容易吧。”
邓明三说：“所以我常补贴他们。”
准尉就说：“我很喜欢这个孩子。如果他父母跟他自己愿意，我想收养他。在我的部队里有人当过教员，可以教他知识，他随着皇军部队还可以使思想纯正。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这
样的人才有前途，你看怎么样?”
邓明三眨了半天眼说：“谢谢队长好意栽培，不过我得跟他父母商量一下。”
准尉问智广：“你愿意跟着我吗?”
智广说：“我要回去问妈妈，我一切听她安排。”
“好的，好的。皇军也尊重孝道。不孝哪里有忠?你们去吧，早一点商量好告诉我。”
十二
原来听说金队长太太要来，邓明三吩咐备车的同时就叫人赶紧扯布买棉花，找人做了两床新被窝，晚上进小围子时带了进去。走到角门口，就请哨兵报告金队长，说区长送礼来了。
官不打送礼的。这礼物不重，可送的是地方。金队长亲自迎出门来，笑着说：“这怎么敢当?”破例把邓明三请到“宪兵工作队”院里去吃茶。
“宪兵工作队”院里正在杀猪，宰鸡，靠西边一溜兵营的檐下挂了一串日本纸灯。智广看了一下，被俘干部那屋的灯也亮着，全队长一直把他们让进堂屋。
堂屋是一明两暗的房子，外间屋靠墙放着个八仙桌，桌旁有个五十开外穿长袍的人正在一叠白纸上写布告之类的东西。对面墙上一张条几，条几上整整齐齐平放着许多书和本子。
智广看了一眼，发现全是根据地出的小册子和敌伪编印的关于共产党八路军的资料——“整顿三风”,“二十二个文件”,“二五减租”,《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向何处去》等等。他想仔
细看看，金队长过来客气地把他让到东间屋去了。
东间屋是金队长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全队的名牌，本县地图，地图上把八路军的根据地、游击区全用红笔勾了起来。窗下一个洋式办公桌，桌上放着一本《曾国藩家书》,一本言情小
说《北雁南飞》。旁边一个桌上还堆了些旧书和日文书。
金队长请他坐下之后，勤务兵送上茶来。
邓明三笑着说：“一看队长这办公室，就知道是个有学问的人。不像我们这些粗人。”
金队长说：“哪里，还是区长经验多，民情熟，从政有方。”
邓明三问：“你看这么多书，想学点啥呢?”
金队长说：“就是要找个治国之道。圣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不治天下何以能平?咱们中国又穷又弱，四万万人如一盘散沙，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是注定要当亡国奴的。
‘中央派’得了势，中国亡于英美：共产党得权，中国亡于赤俄。所以汪兆铭主席毅然决然投向和平阵营，重建国民党，寻求救国之道。日本虽然也要取我们的利益，可他到底还是亚洲人，同文同种，尊孔信佛。只要我们与他共存共荣，打倒英美，建立东亚新秩序，他们并不想灭我民族，还是能保住我们的国号的。现在不是挂青天白日旗了吗?当然，要尊重人家为盟主。那有什么办法，谁让中国弱呢!弱肉强食，天意如此!所以我最恨八路军。抗日抗日，这日本是你几个土八路抗得了的吗?要没他们，皇军就不会扫荡。不扫荡，天下不就太
平了?老百姓少受多少苦!”
智广听得又气又恨，极力压住自己想批驳他的冲动。邓明三却打起哈欠来了。金队长忙说：“你看，我又犯了书呆子的毛病了，大过年的谈什么政治呢?来，看看我的卧室去。”
他领两人到了西边那间屋。
原来全队长去皇军部队看戏的时间，他的部下已把这间房收拾好了。红暖帐，红椅垫，都是“剿共班”扫荡时抢来戏班子的东西送给他们的，新毛巾新肥皂是他的部下凑钱买来孝敬的。邓明三说：“现在车也快到车站了!”
金队长说：“刚才宋乡长从县里摇来电话，说他们已经到了县城啦。明天头晌午准能赶到，决不耽误三十晚上送神!”
“那更该道喜了。”
“我请客，我请客，过了年我这儿就清静了，欢迎你们常来玩。我跟你们学学平胡断么门前清!”
“怎么,队长不会打牌?”
“我会打派司，可这儿找不着手，麻将也会，可打不好。”
胡说了几句，邓明三就告辞出来。
“剿共班”今天图古利，也不过堂了。昨天起了一天枪，屁也没找到。可主人家一看当家的打得皮开肉绽，没了人形，当场交出地契顶枪款，由他们卖地，也算发了利市。这晚上全班放假，公开招赌，各个屋推牌九的，掷骰子的，打麻将的全都热闹起来。邓明三他们也玩了个通宵。“剿共”班长赢了钱，吩咐厨子伺候一顿夜宵不收钱。
智广心里惦着营救过路干部的事，坐立不安，早早自己上炕躺下，折腾半宿还没睡着。后半夜才睡过去，第二天醒来已是半晌午了。
“剿共”班长又请了赌客们一顿早饭，肉丝面条大馍馍。饭吃完，邓明三说金太太也快到了，不如到金队长那儿贺个喜，接到太太再散。其余几个人也都受宪兵工作队的辖制， 一听这消息，就埋怨邓明三有进身的路子自己捂着，不让别人沾边，很不够朋友；马上派人去买水果、洋糖给金队长太太接风。这消息报进去，金队长更是高兴，便叫人把大伙全请了进
去。
进到堂屋，人们看见桌上一叠布告，地上竖着个牌子，就吃一惊。再一细看，牌子上写着：“抗日犯无名氏一名”,名字上还没勾红。八字胡就问：“怎么,年三十了队长真要出红差?”
金队长说：“不到这地步，我也不敢请你们进来。这几个月多有得罪，皇军的命令，概不由己!”
“什么时候出斩?”
“皇军说言而有信，等他到底。三十晚上十二点再问一回，不降就斩，决不拖延了。”
智广远远往过路干部住的房子一看，果然上了锁，心中便像热油浇的一样难过：到半夜还有十几个钟头，天兵天将怕也来不及救他出去了。
金队长摆上烟茶糖果，陪大家说了一会闲话，看看十点多了，人还没到，就有点急。问道：“早上五点火车，现在该到了，怎么还不来?”众人说：“太太尊贵，车不敢赶得太急，多走一会是必然的。”又瞎聊了一阵，金队长看看表十一点半了，就更沉不住气，喊下边集合一班弟兄，上公路上去迎。人刚集合好，哨兵跑来说：“队长，接太太的人回来了。’
金队长问：“车呢，停在吊桥外边了?”
哨兵说：“这我还没看得。”
“混帐，还不看看去。”
正说着，去接太太的四个兵有一个进来了。队长便问：“车到了吗?”
那人变颜变色地说：“还没有。”
“还多远?”
“二十里地。”
“什么,你们怎么闹的?”
“车坏了，太太又不能走路，没办法。只好停下来修车。”
“太太跟老太爷就这么冷的天坐在路上等着?”
“没有，那旁边不是鸡鸣寺据点吗?我们说了一下，据点的警备队长说认识您，他把老太爷和太太接进据点去歇着了。老太爷怕您不放心，写了封信叫我先送来，说不用急，下午准到，误不了送神。”
金队长脸上这才有点温和气，骂道：“你们这群笨蛋!白拿粮食养活你们了!这点事也办不好，等太太到了我再跟你们算帐!”
金队长接过信，打开来仔细看。送信的兵目不转睛盯着他的脸。全队长眼睛一瞪，当兵的就打了个哆嗦。可金队长捭了会眼又笑了，当兵的这才舒了口气。
“各位，家父和残内要下午才到，我就不敢再留你们了，都挺忙，还是自便吧。”
众人都是会看眉眼高低的，见金队长心里不痛快，就借机告辞。邓明三也要走。金队长说：“您留步，我还有事请教。”
邓明三满心狐疑地站住了。智广也停了脚步。可金队长说：“我跟区长有点小事要合计。
小世兄，你听着也没意思，你玩你的去吧!”
智广只得满心狐疑地走出了小围子。
这时距吃饭尚早，刘四爷、宋明通又都走了，智广无处可去，便在村里闲遛达。
小土围子在街北头，挨着围子附近，有个小院，门口贴着“马蜂坞戒烟局”和“宣抚班”的牌子，对面就是警察所。警察所已上门了，门口有辆小平车，摆着烟卷、洋糖和当地少见的苹果。苹果摊旁边有个卖烧鸡的，有几个伪军倒背大枪在抽干子。再往北走，两边店铺都上了门，冷冷清清就不见人影了。从大街上顺个巷子走进去，拐个弯就是个场院，隔着场院有几户人家，有的在当院竖灯竿，有的在院外推碾子。尽管在敌人鼻子底下生活，仍在按习惯办年。智广走过去看看，人家见他是从据点过来的，便不理他。他见墙根底铺了张席子，晾了一席鸡毛，就搭讪着问推碾的人：“晾这些鸡毛干啥用?”
推碾子的是个老婆婆，就顺着说：“拿硷煮了，晾干了做褥子。”智广问：“谁家杀这些鸡?”
老婆婆说：“还不是你们据点里，老百姓谁杀得起?”智广问：“这鸡毛是你捡来的?”
老婆婆说：“我进得去据点呀?是那个高丽翻译官抱来的，叫我给他煮，给他做。煮得锅恶臭，大过年的连馍馍也没法蒸，天下哪里找这些鳖孙去?”
智广问：“为什么他单来找你?他怎么认识你家?”
老婆婆说：“日他娘。夏天俺儿媳妇去拔麦子，回家晚了，从洋楼东里经过，洋楼里鬼子嗷嗷叫了两声，谁懂他叫的啥呀?俺媳妇吓得就匍匐下了。谁知道这一来犯了忌，当，当，洋楼鬼子就是两枪，正打在俺媳妇胳膊上!有看见的送了信来，俺全家哭着喊着去找宋乡长。
宋乡长进洋楼说了情，才领俺去把孩子抬回来。谁知道第二天来了个背皮包的鬼子跟这个高丽翻译，鬼子说昨天洋楼上问是谁，俺媳妇没回答，他们开枪打错了，对不起俺了，要给媳妇看伤。俺不叫他看，他非看，日他娘，又惹下麻烦了。”
智广问：“看伤又惹啥麻烦?下毒药了?”
“药倒是好药。可看完伤，他前脚回去那个高丽翻译后脚又回来，说是皇军来看伤不收药费，你家总得给个鞋钱，买盒烟卷吧?看一回要一回，那鬼子装好人看伤，暗地派高丽棒子来要这要那。这高丽人还说，钱是给皇军医官的，他分文不要，只求俺给他干点活。今天洗衣裳，明天拆被窝，日他娘，打了俺的人还讹上俺了，过年又叫俺给他煮鸡毛!你年轻轻不学好，跟他们混什么劲?”
智广并不解释，讪笑着走开。心想金高丽打着加藤的旗号敲诈勒索，加藤还被蒙在鼓里。有机会应当告诉加藤，治那小子一下。
智广又往前走，找着条胡同，又拐回大街上，恰好从对面胡同出来一个骑驴的女人，后边跟着个半大小子。那女人穿一件黑土布薄棉袄，蓝土布棉裤，头上罩了黑帕子。已经擦身走过了，那女人忽然拉住了驴，叫道：“小先生。”
智广听着口音耳熟，走近一看，原来是三姑娘。三姑娘换了衣裳，也没施脂粉，又少了背后的大辫子， 一下老了有十岁，像个四十多岁的乡下大嫂。智广问道：“你，你这是上哪儿去 ? ”
三姑娘说：“我也回城里家去过年。我家有个病爹，瘫在炕上。不去看看，我心里不妥帖。”
智广笑笑说：“你这么一打扮，我不敢认你了。”
三姑娘说：“这个样是我的本相，那个样倒是打扮出来的。衣裳，辫子，耳钳子全是借帐置办的，不作营生舍得穿呀?还指着它挣钱呢!”
智广说：“你的心挺好，干那个下贱事干啥?换个营生吧。”
三姑娘眼圈一红，叹口气说：“俺爹有病，欠了人家钱，把我当出去还帐的，再有两年把帐还上，我就不干了。要有人收我从良，天边我也去，咋伺候我也情愿。都是人生父母养的，谁愿意自作下贱呢。”
说着，三姑娘从她挎着的小包袱里、掏了半天掏出一挂脆枣，递给智广说：“过年了，我没啥送的，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们都是办大事的人，老天保佑你们!”
智广说：“这我可不敢要。”
三姑娘脸刷的一下红了，眼睛转了转泪花：“嫌我这东西来的不干净吧?”
智广忙说：“不是!”
三姑娘说：“再不济，我的钱也比那些人的干净!”
智广笑着说：“我要，我要。我是觉得你帮了我不少忙，我没啥给你的，不好意思。”
“你看得起我，拿我当人，比送啥都强!”
智广接过脆枣，冲她点了一下头说：“多谢你了。”
三姑娘抖抖缰绳，小毛驴得得地往南走了。智广一直看她走远，心想：“这跟我在集上看见的真是一个人吗?”
智广提着这串脆枣，走到乡公所。院子里没有人，显然都回家过年了。正在踌躇，忽听有人压着嗓子喊他：“小邓。”
“谁?”智广看看，周围没有人。
“进来，我在屋里。”
智广听出声音来自西屋，就推门进去。 一看吓了一跳，跟他同属于一个交通站的老魏在炕沿上蹲着呢。
老魏说：“你上哪儿去了，我等你半天没回来?”
智广说：“你来干啥?”
老魏说：“上边叫你马上回去， 一分钟不要在这儿停了。”
智广说：“我还要听听那个干部的消息。”
“那不是你的任务，你的任务完成了。快走，执行命令。”
智广无可奈何，饭也没吃就上了路。幸亏三姑娘送了那串脆枣，他全吃进去，找个人家要了碗米汤喝，才走下这十八里路来。快到目的地前，远远看见公路上两辆轿车，车辕上跨着的像是宋明通，后边还有三个扛枪的护卫着，急急忙忙奔马蜂坞据点赶去。
十三
智广回去并没有紧急任务，汇报完之后跟同志们一块烧了锅水洗洗澡，换下学生装，穿上公家发的棉衣过了个热闹年。他一直想打听过路干部的事，可站上没有人知道。领导当然知道，谁敢去问呢?想等老魏来问个究竟，老魏一直没回来。
过了正月十五，老魏才回来。智广忙去找他打听。
“那个被俘的同志到底怎样了?”
老魏说：“还怎么样?叫敌人枪毙了!”
“我不信，你别蒙我!”
“不信你去看哪，我揭回一张敌人的布告来，在领导屋里哩!”
智广装作有事报告，去找领导，果然在桌上看到张布告，就是在金队长屋里看见过的那一种，连字体他都认得。他心里立刻揪得发疼，问领导说：“这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马蜂坞街上贴满了!”
“那我不是自去了?没有完成任务。”
“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该看的看了，该说的说了，别的就不是我们所能负责的了!”
智广好几天舒不开心，并且觉得他的领导太狠，对同志连点痛惜的感情也没有。
刘四爷照样骑着驴四处赶集，开春后敌人又来了次扫荡，但规模很小，并且被我们打了个伏击打退了。扫荡的第二天，刘四爷赶马蜂坞集去收税，带回一个消息：从来不参加扫荡的“宪兵工作队”这次主动要求参加了扫荡，在金队长和“剿共”班长并肩撤退时，“剿共”班长中了我方枪弹当场阵亡了。
半个月以后，刘四爷又带了个消息，“剿共班”的人告了金队长一状，说“剿共”班长不是八路军打死的，是中了金队长的黑枪。因为金队长找“剿共”班长要走一具撕了的肉票，冒充八路战俘，打了一枪埋上了，真八路干部却放走了。日军队长把金队长抓去审了一阵，用刺刀挑了，还派加藤去挖出尸体检验。验的结果是真是假，却无人知晓。
数月后邓明三的任期已满，日本人解除了他的职务。不少人都花钱运动要继任他的区长。
宋明通出的价儿最大，“皇军”把区长的官衔给了宋明通。宋明通从前院乡公所搬后院区公所去了。
十四
宋明通的伪区长干了半年多，战争形势起了根本变化，日本要收缩战线，撤销了马蜂坞据点。撤退时伪军在前，伪机关居中，日本兵殿后。宋明通没机会脱离他们，便随着进了县城。
我们的力量增强了，部队就进行大整编，邓智广的单位全建制南下，并入了新四军的序列。日伪据点拔掉之后，农村里就开始了“除奸反霸”运动。宋明通心想，领导人和联系人全南下了，找不到人为自己证明，回到村里若被人当作真汉奸除了怎么办?便在城里住了下来，靠做小买卖为生。他去天津办货，赶上我军破坏津浦路，又把他阻在天津回不来了，从此就彻底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在天津当了店员。解放后他背着重大历史问题在一个小杂货店卖酱油，多次找证明人都没找到。“文化大革命”中，自然就被“深挖”出来，定成历史反革命，关进监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法院清理旧案，又派人查证，意外地找到了邓智广，又从邓智广那儿打听到他们当年的领导。真相大白，宋明通这才重见天日。这时他已是七十来岁的老人了。出来之后他办了两件事， 一是申请重新入党， 一是写材料为邓明三争取从宽处理。随后就退休了。
邓智广去年回家乡探亲，见到了他。他正在研究园艺技术，买了不少书，读得挺认真。
但从他菜园看，效果不大，还没有不读书的人家那菜长得好。看来到老还是“二八月庄稼人”!
一个意外的消息是，他儿子怕受他牵连，始终没敢回老家。国民党占据济南、青岛时，他在美国军舰上找了厨房的工作，随船去了美国。宋明通拿给智广看他寄来的照片， 一家人站在他开的中国餐馆门前，老婆也是华裔，两个孙子长得很像宋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