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昭安
自隋炀帝开设科举始，到清末1904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结束，共1400多年间，各种作弊行为就如影随形，手段五花八门，夹带、替考、串通考官，无所不用，甚至还有飞鸽传书，用信鸽将答案传入考场。
为了杜绝层出不穷的科场舞弊，到了北宋真宗时推出了糊名和誊录制度。考生的姓名籍贯都必须装订保密，与现在的高考类似，除此之外，还规定考生用黑笔答卷，称为“墨卷”，然后由专门的誊录人员用红笔抄写一份，称为“朱卷”。阅卷考官看到的只是朱卷，因此无法通过笔迹认出考生。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功名利禄的巨大诱惑下，这种猫鼠游戏从未停止，舞弊行为依然防不胜防。
宋朝时蜀中（今四川）只要是当地主持的地方性科举考试（院试，也称童子试、乡试），都有主考官和自己有私下交情的应试考生约定，在考卷上作暗号的传闻（朝廷主持的全国考试一一会试、殿试可能也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在蜀中早就司空见惯了。
蜀中人李章、李埴兄弟二人（礼部侍郎李焘之子），在庚戍科乡试中同时考中，又于己酉年进京参加朝廷举行的全国考试（会试），当时李家兄弟都以文章而著称，但他们的诗赋却不怎么样。同乡有位姓侯的考生诗赋了得，于是李家兄弟就出钱请其帮助自己修改诗作。等到答卷时，也不把他们的诗给侯生看，侯生感觉其中肯定有什么名堂。李家兄弟交卷准备出考场，侯生就故意稍微停留一会，李家兄弟就先交卷出场了。侯生就紧跟他们的脚步，找到收卷的地方，问考场工作人员要李家兄弟的卷子看一眼，就送给这名工作人员一块小金牌。工作人员就把李家兄弟的卷子找出来给侯生看，原来李家兄弟诗作的第三联（颈联，第五、六句。释者注：原文误为“景联”）都是“日射红鸾扇，风清白兽樽”。侯生就把自己的考卷也按照这句改写。最后，他们都考中了进士。李家兄弟一起来拜谢主考官大人，主考官很生气地质问：“这两句诗是我只告诉你们兄弟两个，你们为什么要告诉别人？”李家兄弟莫名其妙，一头雾水。后来，李家兄弟终于弄清了是怎么回事，从此终生与侯生不合。
清人丁治堂的《仕隐斋涉笔》中就记述了这样一则作弊奇闻一一
清代合州（今四川合川县）一个士子，本是个不读诗书、胸无点墨的纨绔子弟。那年参加县上初试，他出钱雇了个枪手代他答卷，结果竟高居榜首！这厮不通文墨，贪玩厌学，在童生中是人人皆知的。名次一公布，公众哗然。可哗然归哗然，在紧随其后的由县官亲自点名的考试中，这厮又买通县太爷的听差，将考卷传递给场外的枪手。四场下来，他仍名列第一！
考生们料定其中必定有诈，纷纷要求县令亲自对他面试一场，不准差役书僮等无关人员靠近。县令也有些疑惑，便将该生验明正身，又浑身上下搜了个遍，然后关进一间密室。县令拟好题目，亲自送到他的手中。出门后，又将密室反锁，把差役随从尽数赶走。
时过半晌，在左右的怂恿下，县令独自进屋查验。只见该生正伏于桌前闭目凝神，再看试卷，尚未写下一字。县令问他为何不动笔，他答道：“一向习惯了先打腹稿。现在文章的格局已成竹在胸，只是字句还略欠斟酌，所以没有忙着下笔。”县令便出门等候，但看管得更加严密，禁绝任何人靠近密室，连茶水也不准送进去。又过了半晌，县令再次进房查看，见他早已写完卷子，正跷脚而待。取卷细阅，只觉得文采飞扬，堪称上乘之作。县令不禁大加赞赏，确定他为第一，还将他的文章张贴在县衙墙上供人阅赏——也是为了堵住非议，让诸生心服口服。众考生见状，诧异万分，但不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只得作罢。
事情过了许久，才慢慢有风声露出来——还是差役“帮助”作的弊！原来，县令命题时，一旁伺候的差役已将试题漏给了场外的枪手。县令第一次进屋审视时，枪手已将文章交付差役，差役把稿子偷偷贴在了县令的背上！县令转身出门时，这厮便随步上前将答卷揭下。县令不知，当是起身送自己，还推辞劝勉道：“不必过于拘礼，还是抓紧时间完卷吧！”等到县令再次返回探视，他早已将文章誊在试卷上，专候县大老爷来收卷了。
县令背上贴考卷，利用防弊者传递答卷，堪称千古奇闻！如此作弊，既让人觉得可笑，又令天下士子寒心，更为正直善良的人们所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