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公安部《啄木鸟》杂志，公安部《啄木鸟》杂志的“尘封档案”系列，讲述了建国初期的一些大案、要案，故事情节曲折精彩，同时，也给世人以警示。
一、干部莫名失踪
这个休养所坐落于榕城东郊、闽江北岸著名的“全闽二绝”之一的鼓山脚下。远远望去，并无房舍砖墙，唯见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两排冬青树夹着的一条白石便道。顺着这条便道向上拐过两个弯，再走一箭之地，便是一道爬满了常青藤、爬山虎、牵牛花的竹篱笆，同样由竹子搭建的高高的门洞上，悬挂着一块长方形匾额，红底黑字：军干休养所。站在门口向里望去，但见树影之中分布着一栋栋红顶粉墙的小平房，在啁啾鸟语的衬托下，显得分外幽静。
一男一女顺着便道来到大门前，正驻足欣赏着眼前的景物时，从大门内隐在丛丛灌木中的岗亭里闪出一个腰佩手枪的年轻警卫，用稍带警惕的语气询问：“什么人？有什么事？”穿蓝卡其中山装的中年男子掏出证件让对方过目，说是应正在该所休养的施九德同志之约前来拜访。警卫拿了证件返回岗亭往里打电话联系，片刻后出来，传达了警卫办公室的话：事先约定只有牛永健一人来访，故另一女子不能入内。
这个结果颇使牛永健感到意外，自要争辩一番。但警卫是军人，素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任凭你怎么说，都是充耳不闻油盐不进。那女子眼见无望，便说老牛那就算了，你自管进去，我自个儿回去就得了。
牛永健寻思也只好如此了，恰好有一辆小吉普从里面开出来，见是空车，就上前说明情由跟司机商量捎那女同伴去市区。这个司机倒是容易说话，当下就点头同意了。牛永健无奈地说：“小桂，抱歉得很！”小桂——桂美玲正要说话，车子已经起步，只来得及扔下一句“老牛你有胃病，要少喝酒哦”，吉普车就绝尘而去。
牛永健和桂美玲都是北京市商业局的干部。最近，北京商业系统根据上级的统一部署，正在进行内查活动。所谓内查，是指各政府编制系统单位在公安机关的指导下，对本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历史审查。
据当时的公开报道，内查活动揪出了一些混进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特务、地主、恶霸、反动会道门骨干等敌对分子，其中有的甚至占据着重要岗位。各单位搞内查活动时，都抽调政治可靠的同志组建了专门班子。牛永健、桂美玲就是被组织上看中，从业务岗位上暂时借调到内查活动领导小组的。这次，两人奉命前来福州，外调一名审查对象的历史问题。
牛永健时年三十六岁，河北省乐亭县人。若说参加革命的时间，他算是比较长的了，1939年他在乡村小学教书时就已经参加了地下党，次年由于身份暴露撤往根据地。屈指算来，老牛算是一位老八路。他虽然穿着八路军制服，也有短枪佩着，不过一直在边区政府工作，并未上过战场。但不管怎么说，老资格他是有的。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他始终没有得到晋升，属于一般工作人员。
直到上月，单位按照中央规定将干部供给制改为薪水制，给他定了一个行政十六级，每月可以领一百出头的工资。牛永健是个乐天派，天生知足常乐，从来没有为此发过牢骚、说过怪话。第一次拿到工资后大喜，要不是正搞运动，他还准备请一次客哩。
那时的出差，要挤火车、长途汽车，买不到卧铺就得坐几十个小时，如果座位票也买不到，那就只有练站功了；住宿条件也很艰苦，伙食补贴更是少得可怜。可是，人们还是热衷于出差，因为平时不可能有外出转悠的机会，没钱是一个原因，即使有钱，没有全国粮票照样寸步难行。
因此，凡是有出差的机会，几乎人人都要争取。只有牛永健一向淡定，总是把出差机会让给别人。不过这次赴福州外调，老牛却一反常态主动提出他很想出这趟差。何故？因为老牛有个叫施九德的表弟在福州，兄弟俩十来年没见面了，这次他想借出差机会去会会表弟。
牛永健与施九德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当初从县城小学撤往根据地时就是卖豆腐的小贩施九德一路护送的。施九德到了根据地后，首长知道他会做豆腐，就动员他留下来，没几天就让他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当了一名炊事兵。没想到这位兄弟对打仗的灵性远胜于做豆腐，不但身手灵活功夫了得，枪法也准，且能操多种方言，于是，部队首长就将其调去当了一名侦察兵。施九德在之后那些年头，出力不少，负伤不少，立功也不少，解放后已经是一名团级军官了。
施九德所在部队驻扎在福州，每次往北京表兄那里写信时，总是热情邀请牛永健来福州会面。年前施九德曾因公出差到过北京，本来这是一次久别重逢的机会，可是那次牛永健正好回乐亭老家探亲去了，没能碰上，颇为遗憾。因此，这次牛永健听说有一个出差福州的机会，就直接去找了领导，自然一说就准。
牛永健于是向施九德所在的部队发电报告知消息，很快就收到了回电。施九德在回电里说，最近他在福州这边的军队干部休养所休养，表兄这会儿来福州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三天前，牛永健、桂美玲乘火车抵达福州，在一家旅馆投宿后往鼓山军干休养所打了电话。施九德大喜，请表兄当天就去休养所见面，但牛永健说工作为重，等他办完了公事再见面也不迟。
他和桂美玲的外调工作比较顺利，两天就按照组织上交代的要求把需要了解的情况一五一十都调查停当了，于是昨晚跟施九德通电话，约定今天上午去军干休养所见面。
鼓山军干休养所是一个专门供军队团级以上军官休养的地方，对于休养军官在所内接待来访客人控制得极为严格，制定了一系列规定，休养对象不管是什么级别的军官，只要在里面住下，就得严格遵守这套规定。施九德进所休养已半月有余，自然知晓规定，
因此，他昨晚跟牛永健通电话后，就办理了相关手续。牛永健却根本没想到休养所竟然有这种规定，也就没有说这次出差是两人同行，过去时他得带上同事小桂。而施九德想当然地认为表哥是一个人过去，办理手续时就在接待单子上写了牛永健一个人的姓名。
现在，警卫方面核实下来，施九德填写的单子上只有牛永健一个人，就说什么也不放桂美玲进去，而且按照规定也不能临时补单子。这样，桂美玲就只好返回市区。这个二十三岁的姑娘当时自然没有意识到，接下来牛永健竟会遭遇不测！
桂美玲搭车回到市区后，自己在热闹地段转了转，买了一些准备带回北京赠送亲友的当地土特产，就回到下榻的旅馆去了。午后，她看了会儿书，看看已是两点，寻思老牛也该回来了，就结着毛线坐等。可是，一直等到傍晚六点，牛永健还没返回。桂美玲以为牛永健被表弟留住了吃晚饭，于是就自己去旅馆食堂吃了晚饭。饭后，又等了两个小时，牛永健竟然还没回来。
当时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夜生活，晚上八九点钟差不多就是就寝时间了。桂美玲于是就吃不准了。须知老牛今晚是必须赶回旅馆的，因为他们已经买了次日上午七点返回北京的火车票，大清早就得离开旅馆前往火车站。桂美玲想来想去，觉得牛永健没有在其表弟那边逗留这么长时间的必要，因为之前老牛请她一起去军干休养所时曾经说过：“吃过午饭咱就回，不耽搁你逛街买东西；再说人家休养人员也要午休不是？”
于是，桂美玲就决定去服务台往军干休养所打个电话询问一下。可她不知道军干休养所的电话号码。想了想，寻思电话局总机总是知晓的吧。那时候还没有程控电话，都是人工台转接的，打电话先得摇一阵电话机右侧的那个弯把，待接线员有声音了才报出要打的电话号码，然后接得通接不通就是接线员的事儿了。桂美玲对接线员说要接鼓山下的那个军干休养所，对方马上回答：“没有号码！”桂美玲还在发怔，旅馆值班服务员说这是军队电话，电话局是不能查号码的。
这下，桂美玲该没辙了吧？不，这姑娘的脑子好使，马上又有了主意：直接往公安局打电话。电话接通后，桂美玲向市公安局的值班人员说了情况，请求公安同志帮助联系军干休养所，查问一下牛永健的行踪。十多分钟后，市局值班警员回电说，军干休养所那边称，施九德确实接待过其表兄牛永健，可是客人早在下午二点二十分就离开休养所了。
这下，桂美玲真的是吃惊加上担心了，站在电话机前正思忖着该怎么办时，施九德打来电话询问了。待问明情况，施九德顿时着急了，说了声“请你等着”，立马就挂断了电话。
军干休养所距牛、桂下榻的旅馆大约六公里，步行也不过个把小时。施九德是开着军干休养所的一辆小吉普来的，自然只是抽支烟的工夫。施九德抵达后，向小桂问了问情况，已经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想了想对桂美玲说：“这事得马上报警！”
那年头，汽车比较稀罕，别说福州这样的城市了，就是首都，深更半夜有一辆挂军用牌照的吉普车开到公安局门口，下来一位气度不凡的军官口称“有急事找你们领导”，公安局的门卫也是会另眼看待的。当下，施九德带着桂美玲顺利地见到了福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1956年1月4日改称福州市公安局）的值班领导、政治处副处长贾长山。贾长山甚是重视，当下立刻叫来治安科值班警员，一番商量后，决定由治安科跟鼓山派出所联系，请他们出动警员负责寻找牛永健。
施九德、桂美玲于是立刻驱车赶到鼓山派出所。那时候的派出所，上上下下加起来一共也就十多个人，施、桂两个过去时，全所警员竟然已经集中了十一名。施九德跟所长说话时，又来了两个小民警。所长跟施九德商量，说会不会是走迷了路？鼓山虽说不是什么深山老林，也不算高，不过树木茂密，陌生人走着稍不留神就容易迷路的，我们现在立刻上山去找吧？
施九德想了想，说看来也只有这个法子了。所长于是让准备手电，不够的就打火把。所里留下两人值守，这位北京来的女同志也不必上山了，就在所里等消息吧，其余同志一律上山。看看人数还嫌少，又让民警去召集了十几个治安积极分子。
这时已近午夜时分，一干人分头上山，以军干休养所为中心，分八个方向分头寻找。一直到天色微明，各路均无收获，筋疲力尽地返回派出所。施九德忧心忡忡，正和桂美玲商量着要不要往北京的单位打电话报告时，一个农民打扮的中年汉子急匆匆奔进派出所，在院子里大叫：“有人没有？那边溪里浮起了一个死人啊！”
众人闻言一拥而出。报信人是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境贫穷，平时就捕鱼捉虾卖点儿零钱贴补家用。昨天傍晚，他在距军干休养所三百多米开外的那条无名小河里下了网子，今天一大早起来去查看收获，不想扯拉绳子时却沉甸甸的拉不上来。他以为是有大鱼上钩了，随着手里用劲，绳子忽地一松，从水底下浮起一具男尸！
当下，上山寻找的原班人马全体出动，还增加了一个桂美玲。一干人将尸体打捞起来一看，不是牛永健是谁？使人感到奇怪的是，牛永健竟然穿了一身未佩军衔的马裤呢——陆军军官制服。于是立刻报市局，施九德也报告了军干休养所。
市局当即报告省公安厅——这倒不是有什么先见之明已经预见到这个案子日后肯定要惊动省厅，而是因为市局组建的技侦科（当时的全称是“技术侦察科”）已于1955年元月转由省公安厅直接领导，而法医就是属于该科的，所以要请法医出现场，就必须报告省厅。
法医检验的结果是：牛永健是被绳索勒死的。
这天，是1955年9月20日。
二、突发凶杀案件
此案依牛永健失踪时间定名为“9·19”案件。福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局长谢白秋听取情况汇报后，下令组建专案侦查组对此案进行侦查。专案组由五名侦查员组成，市局刑侦科副科长雷辰阳担任组长，不设副组长，四名组员中其中两名是市局刑警郭树旗、裴殊，另外两名是鼓山派出所警员王佩聪、曹求耿。专案组分设两处驻地：市局与鼓山派出所。
雷辰阳受命后，当即打电话通知鼓山派出所的王佩聪、曹求耿赶到市局会合。那时派出所条件差，别说汽车了，摩托车也没有一辆，两人是合骑一辆自行车赶到市局的。一路上，两人嘀咕，觉得雷辰阳的这个命令不可思议：这种案子，主持侦查工作的专案组长肯定要看看发现尸体的现场，难道这位雷组长别出心裁，仅仅打算让看过现场的他们二位汇报一下就得了？
两人踏进市局专案组办公室，一眼看见已经见过面的那位仇法医，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先要听听法医的说法啊！
仇法医向专案组介绍了以下情况：死者是先遭受暴力袭击——用钝器击昏后，四肢被麻绳捆绑，然后用绳子勒死的。从死者胃内的残留物分析，应是在午餐后两小时左右被害的。凶手杀害牛永健后，把几块石头装入一个旧皮箱，再把皮箱拴到尸体上沉入河中。尸体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浸泡，由于内脏腐烂产生了大量气体，其浮力超过石头的重量，经那个捕鱼的农民一拉扯就浮上了水面。
之后，专案组就前往军干休养所会见施九德并查阅了警卫室的会客登记，获得以下情况——
牛永健是昨天上午九点二十分在军干休养所进行会客登记的，登记之后，按照警卫指点的路径，自行人内找到了施九德。表兄弟俩久别重逢，自有一番亲热。两人谈了一阵，已是午餐时分。施九德事先已有安排，遂往餐厅打电话让将安排好的酒菜送到他住的房舍内。两人喝了些酒，但并未过量。饭后，施九德引领表哥到休养所景区散步消食，约半小时后返回房舍，重新沏了壶茶继续聊天，至下午二时许牛永健告辞。
施九德把事先准备好的礼物——一套八成新的马裤呢军官制服、两块衣料、两罐上海产的光明牌奶粉、两斤广州产的盒装火炬牌牛肉干以及福建特产海鲜对虾干、干贝、紫菜等送给表哥。这些东西林林总总加起来体积不小，施九德考虑得周到，特地准备了一口旧皮箱装在里面，正好满满一箱子。
那年代特别崇拜革命军人，都爱穿军装。牛永健以前虽然穿过八路军制服，但抗战胜利后就到地方上工作了，从此就跟军服告别了。这次见表弟送给自己一套马裤呢校级军官制服，真是大喜过望，当即脱下身上原先穿着的中山装，一穿军官服，合身，于是就不想脱下来了，把中山装往箱子里一放就告辞了。施九德把表哥送到军干休养所大门口，警卫看了时间予以登记，他又按照规定签了自己的姓名，这才跟牛永健握手道别。施九德是站在大门口，目送着牛永健的身影消失后才返回的。
专案组侦查员对上述情况都一一作了记录，然后就向施九德提问：“您没给表哥联系一辆汽车？”
施九德说在这个休养所里，像他这样的团级军官乃是最低级别的休养对象，所以一般情况下是不便向所方要车的。他曾考虑过让表哥搭便车回城，为此还在午餐结束前特地跟警卫室联系，询问下午是否有便车进城，警卫室说没有。这样，就只好让表哥去休养所前面的公路上拦便车了。牛永健再三说没事，即使步行回城，也不过十多里路，走个把小时就到了。
那么，牛永健是否搭到了便车呢？这个问题，施九德回答不上来，大门口的警卫也回答不了。他们不清楚，有人应该清楚的。谁呢？军干休养所前面公路边上摆摊卖水果、海鲜干货的小贩！在去向小贩调查之前，雷辰阳决定以市局名义向全市各分局、派出所下达“9·19”案件赃物协查通知。
军干休养所大门外的那条便道与公路的连接处，有一块三角形的空地，以前有座土地庙，故当地人将该处称为“土地庙”。早在休养所还没有建造前，土地庙前就有当地村民设摊卖茶水、水果、海鲜、干货等。这个时节，正是龙眼、木瓜成熟的当儿，新晒的虾干、鱼干等海产品也正当令，便有小贩在此设摊出售。
牛永健如果想搭便车，在土地庙等候乃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于是，侦查员就想到了那里的小贩。可是，打听下来，小贩们一致说昨天下午两点前后没有看到过一个手提皮箱、身穿未佩军衔的军官制服的人经过。那么，会不会牛永健出现的当儿他们生意正忙，没空去留心呢？这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因为这些摊头设在这里，出售的对象就是过往汽车上的司机、乘客，如果有生意做，那汽车就得停下来，汽车停下，牛永健就得出现在这些小贩的视线里——他要搭车嘛。
专案组没有理由怀疑小贩的说法有什么问题，这样，牛永健离开休养所后的情况就可以得到推断：他是在从休养所大门到公路这五百来米的便道上出了变故。便道从公路到休养所是一贯到底的，虽然有两个转弯，但没有岔道。如果一定要说有其他路线，那就是三条通往树林的山间小道，那真正是“羊肠小道”，而且跟公路并不相通，因此，穿着心爱的军官制服、手里提着一口箱子的牛永健，即使给他一千条理由，他也不会主动改变既定路线走上羊肠小道。
将仇法医的验尸结果跟此刻专案组查摸到的情况结合起来分析，就有了一个可能：牛永健在离开军干休养所走向公路的途中，遭到了不明身份凶手的突然袭击，先是被钝器击昏，然后用绳索捆绑四肢，最后就被勒死了。
专案组侦查员对三条羊肠小道与便道连接的位置进行了仔细勘查，却未发现任何疑似牛永健遭到袭击时留下的痕迹。由此看来，凶手的袭击突然而隐蔽，具有一击得手的特点，所以，估计凶手是有些身手的。再顺着羊肠小道继续往深处勘查，没有发现植物被踩踏的现象。
侦查员于是断定凶手并非一人，牛永健被击昏后，并非双脚着地被拖上羊肠小道，而是被抬离地面后转移走的。后来的发现证明这种推断与当时的事实相符，但在此刻，光靠这种推断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专案组必须找到跟案件相关的蛛丝马迹。
侦查员于是前往鼓山派出所，坐下来开了一个案情分析会。这个会议的会场有点儿特别，地点是在派出所院子里独立修建的那个会议室兼活动室里，那里有一张一个会点儿三脚猫木工活儿的民警制作的木头乒乓球台。
现在，专案组五人就围着这张乒乓球台，盯着放在台上的那口已经被水泡得松耷的皮箱。皮箱的盖子打开，露出箱内的几块石头，箱子沿口上，搭着一根打捞起牛永健的尸体后被割断的麻绳。箱盖上的那个贴袋里，放着牛永健的工作证，早已被泡得湿透，派出所所长交给炊事员去烘干抹平，此刻还没送过来。
专案组诸君的分析就是根据眼前这口箱子进行的。这口皮箱是施九德送给牛永健用来装礼物的，凶手在掠取里面的全部礼物和牛永健原先穿的那套中山装后，把中山装口袋里的牛永健的工作证放进了皮箱盖子上的贴袋。按说，连一套旧中山装都不放过的凶手，对这口虽然旧但毕竟还值几个零钱的皮箱是舍不得放弃的。可是，他们却不得不忍痛割爱，因为他们要抛尸，又担心尸体浮起来被发现，所以得拴上重物。现成的重物没有，只好就地取材，但石头太小，无法拴住尸体，最后只好动用皮箱。
凶手决定对牛永健下手时，应当是并未打算取其性命的，否则，是要准备好沉尸用的重物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凶手不打算谋取牛永健的性命，而只是将其击昏后捆绑四肢抬进树林，那么，在得手之后又为什么要改变初衷杀害牛永健呢？
雷辰阳说这个问题看来一时还没法获得答案，就先往旁边放一放，我们看看其他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于是就有了第二个发现，那是派出所民警曹求耿的贡献。他是渔民出身，也种过田，性格内向，喜欢独自琢磨，没有把握从不开口。当别人都盯着皮箱的时候，他却对搭在沿口上的那根已被割断了的湿漉漉的麻绳产生了兴趣，便伸手取过来看。这一看，第二个发现就诞生了：绳子上打的结是只有渔民才习惯于打的那种绳结。
这样，专案组对于凶手（至少是其中之一）所从事或者曾经从事过的职业有了一个大致上的认定。紧接着，曹求耿又有了惊人的发现。他放下绳子后，又从皮箱内取出一块石头捧在手里，也是略略一看，马上就有结论了：这是从河边菜地里取来的！
包括组长雷辰阳在内，对于曹求耿的这句话并不十分明白，四个人都怔怔地望着他。于是，曹求耿就缓缓开腔说出一番道道来——鼓山脚下的这条无名小河，宽十来米，深二三米，当地人称作“溪”，一头通闵江。这条小河随着鼓山的坐地形状弯弯曲曲缓缓流来，靠公路方向那一侧宽狭不等的河岸就被当地农民开垦出来栽种蔬菜。为了防止降雨时泥土流失，他们就在岸边挨近河水的位置放上了石头。皮箱里的石头，应该就是取自于某处河岸。
如果这个推测属实，那么对于专案组了解具体抛尸甚至凶杀现场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场的其余四位侦查员深知这一点，因此曹求耿话音甫落，大家就频频点头。雷辰阳说，老曹说得有道理，让我们一起去小河那里看看吧。
专案组全体出动，五名侦查员先去了打捞尸体的位置，这里早已勘查过了，没有任何发现。于是就逆水而上，凶手抛尸位置应该就在上游不很远的地方，因为尸体拴着那口装着石头的皮箱，被抛入河里后只能随水流缓缓移动。果然，没走多远，拐了个弯就发现一处堤岸已被破坏，有一段一米多的位置是空的。侦查员把皮箱里的石头放上去试了试，正好填补了这段空隙！侦查员裴殊连连自责——勘查现场时他曾往上游走出一段距离，看到了这处堤岸，只是没有留意而已。
这个位置就是凶手抛尸的地方了，那是一块两米左右宽、八九米长的小菜地，上面栽种着茄子、土豆。侦查员站在地边的小路上仔细观察，菜地里竟然没有脚印。雷辰阳便推断凶手是划小船从河面上靠近堤岸取的石头。走进菜地来到河边，果然发现堤岸外两尺来宽的斜滩上有几个清晰的脚印。脚印是同一个人的，量了量，相当于三十七码的布鞋留下的痕迹。最外面的那个踩在泥滩上的脚印明显比往里的那几个显得大，脚印也深，侦查员判断这是凶手从小船往泥滩上一跃而下时造成的。
这样，专案组对于凶手作案的情形就有了—个大致上的判断：他们在军干休养所通向公路的那条便道上遇到了牛永健，佯装与其说话，出其不意用钝器袭击，将其击昏后抬上通向小河边的那条羊肠小道，捆绑四肢（可能还堵住了嘴巴），抬到了预先停在小河里的小船上。小船顺流而下往闵江方向行驶时，凶手对牛永健下了毒手，将其勒死后取了岸边菜地边上的石头沉尸河中。
雷辰阳留下—个侦查员看守这处现场，等待技侦人员前来提取脚印。其余侦查员往回走时，大家的思路就集中到一点上：凶手作案的目的如果纯是为了劫财，那么将牛永健击昏后就达到了，实在没有必要杀人啊。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改变初衷，将一起抢劫案上升为凶杀案呢？侦查员郭树旗提出，会不会是牛永健当时很快就苏醒过来了，因为挣扎而导致被杀？这个观点马上遭到另外二位侦查员的反驳：既然之前可以用钝器将牛永健击昏，那么他苏醒过来后再砸一下不就成了？
这个问题，在一干人返回派出所后竟然马上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