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军代表眼皮底下发生的绑票案
1949年5月17日，武汉三镇宣告解放。5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武汉市委员会，直接受中央领导。中共中央任命张平化同志为中共武汉市委书记。6月1日，在发布该消息的同时，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宣布任命张平化为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主任谭政、另一副主任为陶铸）。
报载上述消息之后的第三天，张平化收到了一封信件。该函系“朱记石灰行”老板朱维鑫所书，称其胞弟朱维材原系国立武汉大学学生，民国二十二年刚升至二年级时因参加共产党地下工作暴露而离开武汉。当时由于情势紧迫，仓促间甚至未能回家一别，只托人捎了个口信说特务抓他外出躲避。朱维材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过，也没有给过家人书面或者口头的任何信息。倒是国民党的警备司令部侦缉队特务曾几次前来找朱维鑫，称其弟系“赤党分子”，在“赤匪头子”张平化手下效命。朱维鑫现从报载消息得知张平化来武汉市任职，故特冒昧奉函，求询是否知朱维材其人以及下落情况。
张平化收到该函件后，很是重视，他在函件中所说朱维材离开武汉后的那段时间里确实在红六军团、红二军团担任过职务，但在记忆中搜索下来并无朱维材这么一个人的印象。当然，在当时地下斗争的艰苦年代，换一个名字是正常的，所以，不能排除朱维材使用化名的可能。因此，对于朱维材其人要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张平化于是将朱维鑫的这封函件批注意见后转到了军管会军政部（当时武汉市军管会共设四个部，另三个是交通、物资、文化），要求军政部派员前往“朱记石灰行”向朱维鑫详细了解相关情况，最好借一张朱维材以前的照片来辨认。
这个任务，军管会军政部领导下达给了军代表小腾。小腾受命后，于6月6日下午三点前往汉阳城区的“朱记石灰行”。
“朱记石灰行”是一家向武汉市以及周边郊区的建筑材料商提供石灰批发业务的老商号，一向经营得不错，到朱维鑫手里已是第四代了。光从外观看去，就可知道该商号应该是有些家底的：三进三出的四开间门面，前街后河，店面、库房、居室、后院加在一起占地面积不下三百平方米。小腾登门时，朱维鑫正好不在家，其账房刘先生一面火速差人去叫老板，一面把军代表热情迎进去，穿过三道门，请其在后院的葡萄架下落座，沏茶奉烟殷勤接待。
小腾保持着子弟兵本色，严格执行纪律，茶不饮，烟不抽，让账房先生去忙着，他在葡萄架下坐等朱老板返回。刘先生这当儿还真分不开身，于是反复打招呼表示歉意就去忙碌了。小腾坐在葡萄架下，闲着无事，就观赏后院景象：后院呈正方形，东西两侧靠院墙各栽种着一片竹林，枝叶茂盛，随风飘拂；竹林前有两个花坛，正是月季花怒放时节，鲜艳夺目。院子中间是一条青砖铺就的甬道，一头通向库房，一头伸展到院门外石驳岸边，这是水乡地区此类商号的一个共同的构筑特色：前面临街，好做生意，后面靠河，易于装卸货物。
小腾的目光顺着院门朝河边望去，这才发现外面临河高高的石驳岸边那块宽约三四米的石板坪上，有一个男孩儿坐在小椅子上，面前放着一张小小的矮桌，正认真地写着毛笔字。小腾于是起身过去，站在一旁观看。这孩子大约五六岁，肤色很白，大大的脑袋，一手持笔一手按住描红簿，一笔一画地描着。小腾看了片刻他就写完了，小嘴儿一张嘘出一口气：“哦！写完了！”
小腾正要跟他说话，河上驶来了一条小渔船。孩子的注意力立刻被渔船吸引过去了，因为他发现船上拴着一只猴子，正冲着这边“吱吱”叫着。孩子乐了：“啊！猴子！”然后问那个划船的渔夫，“它干吗叫？”
渔夫笑道：“少爷，它饿了，想吃东西呀！”说着，冲猴子做了个手势，猴子立刻后肢直立，两个前肢冲孩子连连作揖乞食。
孩子大喜：“嘻嘻！你等着，我给你拿吃的去！”
小腾看着觉得有趣，遂退后几步站在门口等着孩子拿来食物。片刻，孩子双手捧着些花生急急奔了出来。小腾正要往下看时，刘先生来了，说老板回来了，马上过来，于是他就返回葡萄架下坐着。一会儿，朱维鑫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出现在小腾面前。和小腾寒暄后，就说到了正题上，从信封里拿出他多年来保存的老弟的一些资料，其中有国立武汉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学生证，还有几张照片。小腾把张平化书记的意见说了一遍，问朱维鑫是否可以把这些资料暂时交给他带回去请张书记鉴别。朱维鑫自然点头，小腾于是就掏出笔记本，从上面撕下一页纸，逐一清点牛皮纸口袋里的东西，登记在纸上后作为收条留给朱维鑫。
做完此事，这件事就算告一段落了。小腾正要开口告辞时，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手里端着装在瓷碟里的四个很小的包子，嘴里唤着“少爷”从他们面前走过，小腾一看就知道那是给那孩子准备的点心，瞧这个女人的装束打扮和对孩子的称谓，显然是女佣。小腾把手伸向朱维鑫：“朱老板，那我就告辞了，此事……”
他的话被一阵尖锐刺耳的惊叫声所打断：“不好了！先生，少爷不见啦！”
朱维鑫闻言一个激灵，小腾明显地感觉到刚刚握住的对方那只手剧烈地颤抖着，然后不可思议地降温，瞬间就变得冰冷。小腾的反应比朱维鑫快了半拍，当即奔出院门，果然，那条渔船不见了，孩子也不见了，只留下那副小小的桌椅，上面放着笔砚、描红簿。
朱维鑫扯开嗓门大叫：“霖霖！霖霖！”
女佣夏妈也呼唤：“少爷！少爷！”
小腾当时不可能没来由地把这个情节跟什么绑票案联系起来，他所作出的第一个判断是：可能这位少爷上船去逗猴子玩了，临时另起了一个念头，请那渔夫把小船划开去让他尝尝荡舟的乐趣。
朱维鑫忽然不呼喊了，转身就往外面跑，目标是跟石灰行相距几十步的一座横跨小河的木桥。站在桥上，可以看到东西两侧河道内的情况。可是，朱老板失望了，两侧河道里没有船只，这说明两点：第一，那条渔船已经离开一段时间了；第二，此举显然不是什么为了满足六岁儿子的好奇心而实施的荡舟娱乐活动。朱维鑫的心里顿时涌上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孩子可能是被人拐走了！
朱维鑫返回石灰行时，小腾的一个发现证实了朱维鑫的预感。描红簿的下面竟然夹着一张三寸宽的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
朱老板：携贵少爷一游，如欲安返，可以神石赎回，交易时间地点方式另有告知。（立早鱼）
这意思很了然：这个自称“立早鱼”的家伙绑架了石灰行朱老板唯一的男孩儿朱清霖，让朱维鑫用一件名谓“神石”的东西等候赎票通知去把儿子赎回。
小腾大惊：这是一起绑票案，一起就在他这个军代表眼皮底下实施的绑票案！
这时，朱家连同整个石灰行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一片混乱，朱老板瘫坐在椅子上，他的妻子颜氏哭号着在地上打滚儿。还是账房刘先生有主见，马上吩咐关门停业，全部伙计、学徒分成两拨沿东西两侧河道分别寻找。小腾回过神儿来，说赶紧报案。刘先生说对，立马向警察局报案！
这天是1949年6月5日，三天前，武汉市人民政府公安总局刚刚成立，但老百姓对于警方的习惯称谓还是“警察局”。
武汉市公安总局汉阳公安局接到报案后，治安科正在商议是即刻立案还是先派员协助家属寻找时，市公安总局的电话打来了。总局的电话透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坚决意志：总局决定立刻对朱家绑票案立案侦查，汉阳公安局治安科下辖之刑队选派三名精干可靠刑警参加专案侦查；专案组驻地设于汉阳公安局。
二、“熹宗神石”
武汉市公安总局之所以如此迅速地对该绑票案作出了反应，是因为小腾从“朱记石灰行”急急返回军管会后，立刻向军政部领导报告了走访朱维鑫的情况，当然着重谈到了朱老板的儿子朱清霖被绑票之事。军政部领导对此甚为重视，立刻致电武汉市公安总局，要求警方火速对该案组织侦查，务必在最短时间内解救被绑儿童，抓获案犯。市公安总局于是立刻决定组织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侦查。
这个专案侦查组实际上是一个武汉市公安总局和汉阳公安局共同派员组成的联合侦查组，两级公安局各派出三名政治可靠且精通刑侦业务的刑警参加该组，由市总局刑警组长张秀庭、汉阳局刑警徐春薪分任正副组长。专案组六名成员在汉阳公安局会合后，立刻由张秀庭主持举行了一个称不上案情分析会（因为还没有勘查现场）的碰头会。张秀庭是武汉人，中共地下党员，他于1944年离开武汉参加了新四军，次年抗战胜利时去了东北，被安排去了哈尔滨公安局当刑警。解放武汉前，他被上级指名调来参加接管工作。在当时，像他这种经历的同志已经是被视为能够独当一面进行刑事侦查工作的骨干力量了。现在，这个年轻的刑警骨干对即将进行的现场勘查和查访工作作了一番安排，然后询问其他侦查员是否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众人都表示没有异议。于是散会，立马连夜前往“朱记石灰行”。
朱家尽管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刑事案件，但跟国民党特务、日本宪兵队之类没少打过交道（稍后我们将说到原因），因此还保持着旧时接待官方人士的那一套。专案组抵达之后，朱老板就亲自沏茶奉烟，还吩咐上点心。张秀庭马上阻止了，说共产党的公安人员不搞这一套，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来贵处就是为了调查案情。现在什么都不必做了，就把案件发生情况告诉我们吧。
朱维鑫于是对案子发生情况作了一番陈述，最后拿出了案犯留下的那张用铅笔写的纸条。这张纸条当然要被刑警拿走存进刑案卷宗作为证据保存的。张秀庭看着纸条上指明的用以赎回被绑儿童朱清霖的“神石”，立刻提出疑问：“神石”是什么东西？
朱维鑫闻言后的反应有些奇怪，先是脸色尴尬，然后目光左顾右盼，嘴里支支吾吾不知所云。张秀庭正感到不可思议，汉阳局的那位副组长徐春薪毕竟年岁已经四十，社会阅历丰富，马上看出了端倪，咳嗽了一声，对其他几位刑警说：“我们到后面去看看现场吧。”其他刑警会意，一齐起身往外走了。
张秀庭这才明白，原来这位朱老板对于这个问题十分忌讳。果然，朱维鑫见只留下张秀庭一个人了，就起身把房门关上，这才压低了声音道出了一个家族秘密——
公元一六二一年九月初六，明朝的第十六位皇帝朱由校登基，定年号为天启，这就是熹宗。这位年轻的皇帝在历朝皇室出身、宫廷成长最后继承皇位的所有皇帝中，具有两个独一无二：一是基本文盲，他连大臣送上的奏章都看不懂，只好让识字的太监读给他听后再发表意见；二是他是一个木匠。
用当年明月先生的话来说：自有皇帝以来，牛皇帝有之，熊皇帝有之，不牛不熊的皇帝也有之，而天启皇帝比较特别：他是木匠。
身为一名优秀的木匠，明熹宗有着良好的职业素养，他经常摆弄宫里的建筑。具体表现为在他当政的几年里，宫里经常搞工程，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检验，全部由皇帝大人自己承担。更为奇特的是，工程的目的也很简单，修好了，就拆，拆完了，再修，以达到拆拆修修无穷尽之目的。总之，搞来搞去，只为图个乐。这是大工程，小玩意儿天启皇帝也搞过。据史料记载，他曾经造过一种木制模型，有山有水有人，据说木人身后有机关控制，还能动起来，纯手工制作，比起今天的遥控玩具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检验自己的实力，天启皇帝还曾把自己的作品匿名放到市场上去卖，据称能卖近千两银子。明朝的银子一两大约合当今六百多元人民币，所以，近千两银子合人民币就是几十万元。要换在今天，这兄弟就算不干皇帝，也早发了。
大家都知道，做木工活儿是需要工具的。而那些斧头、刨子、凿子等工具用不了几时就钝了，需要重新磨。这就需要磨刀石，简称磨石。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像天启皇帝这样已经把木工活儿上升到艺术作品的差不多顶尖级木匠，对于工具肯定具有相当苛刻的要求，因而对于磨石显然也有非常严格的标准。一般的木匠，磨石大致上也就只有两块，一块磨粗工，一块磨细工。最多也就准备一块砂石，用于打磨使用中不慎砍出小豁口的工具。但是，天启皇帝却不同，据说他的磨石不是两块或者三块，而是准备着一整套磨石。这套磨石有多少块？三十六块。这三十六块磨石怎么使用？据说是不同的工具由不同的磨石磨；相同的工具在面对着不同的木材时，也需要用不同的磨石磨；另外，工具在面对着不同性质的活件时，也得用不同的磨石磨。总之，分门别类搞得极为烦琐。但相信肯定是有道理的，否则，天启皇帝的作品何以能卖出大价钱？
在这一整套磨石中，有一块被称为万能磨石的。这块磨石的功效比较独特，所有工具磨到最后一道工序时，都需要用这块磨石对付几下。据说经此工序后，工具不但锋利无比，而且经久耐用。这块磨石的材质是什么，无人得知，想来自是从深山老林、悬崖峭壁之类的处所弄来的。光弄来还不算数，还需要高人研磨处理。如何处理自然属于不传之秘，处理时所使用的东西也是匪夷所思。比如，需以老虎油浸泡七七四十九天，其珍贵程度就可想而知了。这块磨石，被朱家人称为“熹宗神石”。
石灰行老板这一族是不是明王室后代，朱维鑫说不上来，因为他没有家谱。但是，“熹宗神石”却始终在他们家族里。根据族规，“神石”代代相传，所有权属于长房长子，如持有者无子，则由持有者将“神石”交由长弟，这个继承办法跟明王朝的皇权继承是一样的路数。朱维鑫之上三代皆有男丁，因此“神石”一直在他们家族手里，传到朱维鑫手里已经是连续第四代了。由于生怕外人觊觎“神石”，所以他们对于“神石”是严格保密的，族规中也特地增加了“如有泄密，不论何种原因形成，不论是否造成后果，都须处死”的特别规定。因此，即使是同为朱姓一族之人，对于“神石”也是陌生的，不但无缘看一眼，连是否真的存在也吃不准。
但是，到了朱维鑫这一代，不知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十几年前开始不断有人前来打听“神石”情况。先是自称古玩收藏者或者古董商的人登门拜访，要求一睹“神石”之形，如果朱维鑫肯出让，那当然最好，价钱可以商量。朱维鑫当时不过二十多岁，社会经验再不足，也已经是经营着这么一家有些规模的石灰行的老板了，所以他对于此类人物一概以“没有”来回绝。
这种对象容易打发，接下来登门的就不是善茬儿了，不是国民党驻军就是“中统”特务，连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也来凑热闹。这些主儿就不是一句话能够打发掉的，而且他们通常很有耐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隔三差五不断地前来骚扰，软硬兼施，送礼也有，寄来炸弹的也有。朱维鑫像打太极拳似的见招拆招，弄到后来眼见得要顶不住时，抗日战争爆发了，蒋介石来到汉口，声称要“保卫大武汉”，一时间风声甚紧，也就没有人来找朱维鑫谈“神石”问题了。
然后，就是日本人了。日本宪兵队、陆军特高课都不断派人来石灰行找过朱维鑫，朱维鑫为防万一，把家眷全部送到了乡下，自己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三天两日不去店里。但是，日本人的耐心比国民党特务要差些，几年里，石灰行被砸过三次，朱维鑫也被捕过两次，是花钱买通了翻译才释放出来的。
抗战胜利后，就轮到“军统局”上场了。戴笠不知从哪里听到了关于“神石”的风声，派人前来石灰行“商借”，称供“军统”科技人员研究用。朱维鑫一口回绝，说根本不存在什么“熹宗神石”，完全是谣传。戴笠当然不是那么好应付的，但是后来却放过他了。因为戴老板去阴国永久性“出差”了。
之后，就没有人来跟朱维鑫探讨“熹宗神石”问题了，他总算松了一口气。武汉解放，朱维鑫就更觉得安全了。哪知解放不到三个星期，又有人把目光盯住了神石，这回干脆连试探性的招呼比如以古玩客名义登门要求看一眼“神石”之类也不玩了，直接下手搞绑票，把他的独生儿子给绑走了。
张秀庭听朱维鑫的这一番陈述，恍然大悟：怪不得要选中石灰行老板下手，原来是要谋取这么一件宝贝。张秀庭被朱维鑫这番关于“神石”的话语说得好奇心十足，他身上带着一把军用匕首，很想请对方把“神石”拿出来让他试着在上面蹭两下，看这块磨石究竟是否这样神奇。但这不过是瞎想想，当然不可能真的开口。张秀庭定定神，说这个案子已经发生了，朱老板你既然报了案，那就要相信共产党的警察是有能力侦破这个案件的，我们已经成立专案组连夜开始工作了，希望你协助我们。
朱维鑫连连道谢，然后问他应该怎样协助专案组。张秀庭说，你现在做到两点就可以了，一点是配合我们侦查员的调查，另一点是如果绑匪跟你联系赎票之事，你必须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以便我们采取措施。朱维鑫点头如公鸡啄米，连声说没有问题。
专案组随即在石灰行举行了案情分析会，根据绑匪的活动情况，认为绑匪是一个胆大妄为之徒，同时又是老江湖，从其作案手法看，可能不是新手，留条上还署了什么“立早鱼”的名头，那更是惯匪的路数了。根据上述特点，决定连夜行动：向黑道人物调查江湖上是否有“立早鱼”诨号的匪人（大约姓章？）；调查那条用于作案的渔船；调查一个既能驯养猴子又能熟练驾驭舟船又能熟谙水上营生的怎么怎么外形的三十多岁的男子；向石灰行后面这条小河的沿河住家调查是否见到过这么一条船。
专案组一共六名刑警，同时进行上述这些调查，即使一整夜不睡觉连轴转也是做不完的。但他们还是做了，忙碌了一个晚上，天明时分根据预先的约定在汉阳公安局会合时，一汇总各自查摸到的情况，除了确实有不止一人见到过“立早鱼”划着渔船从河面上经过之外，其余情况竟然未能查摸到一点儿。
张秀庭跟副组长徐春薪商量后，说吃早饭吧，吃过早饭继续调查，鸟过留踪人过留影，我就不相信绑匪把活儿干得那么干净利索，连纹丝儿痕迹都不留下！
张秀庭决定自己再去一趟石灰行，想请朱维鑫回忆回忆看是否遗漏了什么可能有用的细节。
这一去，张秀庭的眼睛就发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