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赌神“小王爷”
位于外滩附近中央路(今沙市一路)上的中央商场出现于抗战胜利伊始。当时根据中美双方的协议，大批美国战舰向华运送战略物资。不料，当这些战舰抵达中国时，日本已经投降。是原路返回还是把这些物资卸下来?高层还没个说法，遂停泊在上海外滩黄浦江江面上等候进一步的命令。
美国大兵自由散漫，让他们长时间窝在军舰上欣赏黄浦江江景，显然没这个耐性。既然来到这个全球闻名的国际大都市，那就上岸去寻求人生快乐吧。当然，这是要花钱的，当兵虽然也发饷，但这点儿钱拿来寻欢作乐是不够的。那怎么办?好办，他们偷偷撬开货仓，顺一些奶粉、军毯、军用夹克、香烟、五金器具等，借上岸游玩的机会向上海市民廉价销售。
大兵们是小打小闹，军官们就是监守自盗，发展到后来，甚至舰长都明目张胆组织下属成批抛售。这等规模的交易，就没法在外滩一带的马路边进行了。于是，上海官方就以中央路为中心辟出一块空地作为交易市场，这就是中央商场的雏形。
待美国军舰离开，又轮到国民党政府的那些“劫收大员”登场了，他们假公济私，公然把接收的各类敌产弄到中央商场削价出售。中央商场遂发展为上海最大的旧货市场，同时，也是盗贼销赃的首选。如此，也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有化装成顾客的便衣混迹其中，或走访摊商，或蹲守嫌疑人。
由于职业原因，裴云飞、张伯仁对中央商场的摊位分布非常熟悉。进商场后，两人直奔专门出售舶来品照相机、望远镜、显微镜的“老解舶来行”。这家摊商的老板名叫解达，照相师出身，几年前见中央商场生意做得红火，干脆从著名的“王开照相馆”辞职，利用自己的优势，来中央商场开设了这么一个摊位。裴云飞、张伯仁以前为调查案件，没少来“老解舶来行”走访，跟老解都熟悉。裴云飞开腔道明了来意，没想到竞撞上了好运，他刚说完，老解已进入店堂，从里侧靠墙的大橱里拿出了一架带皮套的物件。打开皮套，正是一架德国“蔡司”相机。
老解说，这是三天前有人来卖掉的。来人是一个三十来岁形貌猥琐的瘦高个儿男子，后面跟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老解看了看照相机，认为不错，双方谈了一个合适的交易价格。老解跟对方说，如今是新社会了，人民政府有规定，卖旧货要凭工作证、户口簿或者派出所证明。那男子说“我知道”，转脸对那少年说:“阿五头，把户口簿拿给老板登记。”
说着，老解从柜台里拿出登记册，翻到那一页。两刑警定睛一看，上面登记的出售人名址是:闸北区鸿兴路79号，户主柳仁道。
张伯仁对上海的街巷里弄分布了如指掌，知道鸿兴路79号属于闸北分局宝山路派出所的管段。两人遂前往宝山路派出所，跟户籍警小周一说要找鸿兴路79号柳仁道，小周一脸惊诧:“老柳头儿上半年中风了，卧床不起，他应该不会犯啥事儿吧?况且人家解放前是在码头上扛大包的，正宗产业工人，无产阶级啊!”
裴云飞问:“他家有没有一个被称为阿五头的少年，十五六岁的样子?”
“那是他儿子。”
“行，就找这小子啦!”前往鸿兴路途中，小周介绍，阿五头大名柳五福，是该户七个子女中的老五，现年十五岁，没读过书，终日游手好闲，跟一帮小太保鬼混，经常闯祸，是派出所的常客。
听小周这么一说，两刑警不免担心，这小子脚头这么散，不一定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今天只怕要白跑一趟了。还好，到鸿兴路79号时，正是晚饭时分，阿五头在家里吃晚饭。见户籍警登门，这小子二话不说，放下饭碗就朝后院跑，被小周三步两步追上去老鹰抓小鸡似的一把薅住。就地讯问，阿五头承认是他偷拿了家里的户口簿，陪后弄堂爷叔去中央商场卖掉了那架照相机，一共卖了两百万元(此系旧版人民币，与1955年发行的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他得了两万元，已经花光了。
所谓“后弄堂爷叔”的身份也很快弄清楚了。那是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名叫寿生根，小业主出身，其父是箍桶匠。本人原是船厂杂工，因偷窃厂里的铜料被船厂开革。这人结过婚，妻子是苏北逃荒来的一个寡妇，不料婚后数月，竟卷了寿家的细软来了个不辞而别。那时还是旧社会，寿家也没去警局报案，报也是白报，这种事根本没人管。其后寿生根破罐子破摔，偷船厂铜料的事就是老婆离开后发生的。那时上海刚解放，寿生根被抓了个现行，蹲了三个月的看守所。获释后，寿生根没正事可做，又学会了赌博，终日跟一帮赌徒混在一起，最近如何，户籍警小周就不清楚了。
刑警在寿家没见到这主儿的影儿，据其家人说，寿生根昨天傍晚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裴云飞和张伯仁听着心里都是一紧，这主儿别是卷入了案子，让人家给灭口了?正要离开，寿生根却回来了。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跟咱们走趟派出所吧!
到得宝山路派出所一审，寿生根交代得倒也爽快，说那架照相机是他四天前晚上赌博赢来的，对方作价五十万元，他就拿到中央商场卖给了“老解舶来行”。他是识货的，知道这是德国“蔡司”，世界名牌，两百万出手都便宜了。可自己留着也没用，他不会照相，更没兴趣折腾此类玩意儿。
“那么，是谁输给你的呢?”
“那人我还是第一次见面，不过据说他在道上有点儿名气，大家都叫他老郝，是不是真姓郝我就不清楚了。”
“当时怎么个情况，你详细说说。咱们先把话撂在前头:老实交代，若有半句虚言，对你的处理尺寸可就不一样了。”
寿生根遂作了如下交代。此前他盗窃船厂的铜料被扭送公安局，因涉案价值不算大，而且是第一次，再加上家庭出身是劳动人民这在当时是有讲究的，所以分局没让他签“逮票”(即逮捕证)，以收容审查方式关了他三个月。
他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同监房有一名在押人犯，在长三角道上“江南八大博戏高手”(博戏，即赌博)中排名第二。此人名叫单超，一张蜡黄脸，让人一看就能联想到肝病晚期。听同监房的犯人议论，此人是涉嫌特务活动被抓进来的，具体案情谁也说不清楚。
如此，犯人们就心知肚明了，这类角色多半是要押赴刑场的。单超自己大约也明白这一点，一进监房就哀叹“看来是不可能活着出去了”。同监人犯知道此人是博戏高手，按照黑道规矩，对他尊重有加，称其“单爷”，还有些人犯趁机向其讨教博戏诀窍。单超闲得无聊，有时也跟他们聊聊这方面的趣闻。寿生根在旁边多少蹭到了一些，当时没当回事。获释后面临失业的困境，回忆起“单爷”心里一动:我何不照着试试?
老话说，赌场无常胜。如果忽然出了一个常胜将军，那此公必是出千老手。所谓“江南博戏八大高手”，其实就是江南八个超级老千，单超是其中一个。这人被华东公安部认定为“长期向国民党反动政权特务机关提供技术服务，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特务分子，于三个多月后被押上全市公审大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个“技术”，就是博戏。一个赌徒能够把赌技上升到为特务组织提供“技术服务”，其水平之高可想而知。寿生根并未正儿八经向单超学过赌博，只是以旁听生的身份有一句没一句蹭了点儿皮毛，这会儿试着跟人玩了几手，竟然非常有效。于是，他就改行做了赌徒。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上海滩，同样是财产型犯罪，赌博比抢劫、偷窃、诈骗更容易在道上成名——上海解放后，公安机关加大了对偷抢骗等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和防范宣传力度，官方打击与民间预防相结合，产生了自上海开埠以来最好的效果。案子发得少了，从前黑道上对偷抢骗案件津津乐道的热度也降了温，可那些主儿每天三五成群凑在一起吃吃喝喝，总要唠点儿什么，遂把赌博推上了头条。故而寿生根这种原本不入流的角色竟然也有了名气，被吹嘘成“江南博戏八大高手”之一单超的入室弟子，还送了他一个名号，曰“博戏小王爷”。
出名也不见得是好事，尤其是对寿生根这种半吊子而言。打自有了“小王爷”这个名号，虽然一班街头混混儿见之都点头哈腰，但每天的赌博日程也被道上朋友排得满满的不得空闲。他的赌博技艺其实只能算是“三脚猫”，可人家不管，不断有人约他“玩一把”，其实就是挑战。挑战者中，甚至还有杭州、苏州、南京等地闻名而来的职业赌徒。
寿生根哪敢接受挑战？道上规矩，赌博时哪位爷如果出千作弊当场被人识穿，轻者逐出赌博圈子，发誓永远不碰骰子;重则当场剁手指没商量。这个规矩在解放后继续存在，直到“文革”期间，沪上坊间还不时冒出某人被剁手指的传闻，甚至发生过命案。无奈，寿生根只好东躲西藏，对外放风说自己患了肝炎，反正手头暂时不缺钱钞，可以对付一阵子。
其实“成名”之后，反倒不需要他自己掏钱消费了，自有一班小混混儿以认识“小王爷”为荣，动不动请他下馆子。所以，上海滩虽然大，只要有心，还是能够找到他的。
那天，寿生根刚和几个认识不久的小混混儿在“老半斋”吃过饭出来，沿着马路往外滩方向散步想消消食，便被两个青年当道堵住，其中一个绰号“三寸头”的不久前曾和他一起玩过牌，被他小施手段就掏空了口袋，赢了三百多万。两人客客气气打招呼，邀请他去附近“福州旅社”喝茶。寿生根还没祭出“传染病”的法宝，对方已经开口:“小王爷，您可千万别抬出什么毛病吓唬咱们，即使您真有什么毛病，哪怕是肺结核，咱也不在乎。”
那就没法推托了。赌场有言，输家不开口，赢家不许走。而且赢家不能拒绝输家的约局，否则犯了众怒，后果很严重。当下，他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到了旅社才知道，“三寸头”并不参赌，只是旁观者，参赌的除了拦路邀约的另一个青年，还有两个年岁跟寿生根相差无几的男子。按照规矩，赌场上是不必作自我介绍的，四人一桌，以所坐位置临时称为“阿东”、“阿南”、“阿西”、“阿北”。寿生根这天坐的是“阿南”，他先前在“老半斋”喝了酒，有点儿兴奋，寻思既然坐下了，那就让他们领教领教我“小王爷”的手段，把他们的口袋全掏空!
这场赌局历时六个小时，寿生根离开时，不但掏空了那三位的口袋，其中梳大背头的“阿西”还将其挎包里的照相机押上企图作最后一搏，但他的水平纯属菜鸟，在赌场新秀“小王爷”面前，只有做输家的份儿。输给寿生根的那架照相机，就是甜爱路36号甲袁维珍住所失窃的“蔡司”。赌场上以实物充赌资，作价比典当行还低，这架名牌舶来品照相机只折价五十万元。寿生根猜到十有八九是赃物，寻思留在手里不妥当，还是拿到中央商场出手算数。他家的户口簿被老娘锁在五斗柜里拿不出来，他就想起了前弄堂的阿五头，这小子是自己的粉丝，哄他偷偷把自家的户口簿顺出来用一下，到时照相机卖掉了，给他一点儿小钱就是了。
如此，“阿西”成为裴云飞和张伯仁下一个关注目标。盯着寿生根反复盘问下来，得知那个“阿西”和寿生根一样，并非“福州旅社”的订房者，至于房间是“阿东”还是“阿北”出面租订的，他也不清楚。查到这一步，那就必须去“福州旅社”走一趟了。
到“福州旅社”一问，“东南西北”四个赌客谁也不是订房者，这个房间这天无人租用，是临时让“东南西北”使用一下的。“福州旅社”是私有产业，老板姓丁，系那个曾输在寿生根手里的“三寸头”的姐夫。“三寸头”有时见旅社有空房，就会跟姐夫做个小交易，临时作为赌场挣点儿外快，回头他给姐夫送两瓶老酒或者香烟。
这种动作每月总有那么三四次，倒是从未出过事，这回可把丁老板吓得不轻。解放后旅馆业是被公安局列入“特种行业”的，经营者每个星期都要去派出所参加学习会，由治安民警告诉他们什么好做什么不好做;有时，还有工商所干部到场宣讲违反政府规定的案例处理，吊销执照算轻的，重的折进局子没商量!丁老板连夜跑到徐家汇敲开岳丈家门，把小舅子“三寸头”拉到旅社交给刑警。
裴云飞、张伯仁就地讯问，“三寸头”告诉刑警，那个“阿西”真名叫什么他不清楚，他是在不久前去南市文庙赌博时跟对方遇上的，听赌友叫他“一掘头”。凭着那份在黑道混了些年头练就的眼力，他觉得对方的道行远超自己，便对人家比较尊重，也有着以后能得到对方提携的心思，临分手时说自己的姐夫是“福州旅社”的老板，有啥事儿需要自己效力的，尽管开口。
这是三个星期前的事。日前，有个自称“一掘头”的男子往旅社打电话，说他是“三寸头”的朋友，托丁老板转告，中午请“三寸头”去附近的“春秋馆”吃个便饭。“三寸头”如约前往。原以为“一掘头”可能会带一两个小混混儿充当跟班，到了饭馆一看，只有他一个人。两人要了酒菜，吃喝闲聊。赌徒相聚，自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沪上赌界新秀“小王爷”。“三寸头”提及“小王爷”语气恭敬，“一掘头”却不把此人放在眼里:“我老早就想会会这家伙了，可找来找去，总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老弟，你有法子找到他吗?”
“三寸头”说:“我曾经跟‘小王爷’玩过几次，算是脸熟，可以试试。如果找到，怎么通知您?”
“一掘头”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还叮嘱:“打通后不必传呼人来接听，只消请电话亭爷叔转告46号的阿云，说‘信已寄出’就是了。”
“三寸头”在道上属于小角色，不过小角色有小角色的优势——整天四处转悠，消息灵通。他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打听到，其结拜弟兄之一小肖将在“老半斋”请“小王爷”寿生根喝酒，于是立刻通知“一掘头”。双方商定，就在“老半斋”外面候着，把“小王爷”请至“福州旅社”玩一场。这一赌，“一掘头”输得抬不起头，差点儿把身上的西装脱下来抵赌债。
讯问结束，张伯仁分析那个“一掘头”可能是个盗墓贼，要不怎么把挖掘工具作为江湖名号呢？裴云飞判断:“这主儿是个贼应该没错，不过不大可能是干盗墓的，大概率是个登堂入室的惯窃。所谓‘一掘头’，指的不是挖掘工具镢头，而是掘壁洞的‘掘’，意思是这家伙对墙壁建材质地非常在行，可以快疾无声地开掘出一个洞孔以实施盗窃。咱俩先去趟电话局，查明‘三寸头’交代的这个电话号码对应的地址，再通过管段派出所了解一下46号阿云的情况。到这一步，要逮住‘一掘头’应该没啥悬念。”这话说得很有预见性，次日中午,“一掘头”落网!
七、“开路先锋”和帅哥特工
“一掘头”真名叫尹关先，乃是盗贼界颇有名气的掘壁洞专家。掘壁洞这活儿说来简单，其实学问不小。旧时以掘壁洞为作案手段的盗贼，各有心得技巧，按照地域有派别之分。能不能博采众家之长？肯定有人这么想过，但实施起来不容易。如果真有人这样做了，多半会引起道上同行之间的矛盾，甚至发生你死我活的流血事件，比如，不是该派别的人却使用该派别的技术作案，那不是相当于嫁祸他人?
可“一掘头”这厮却不管不顾，在各个派别之间不断跳槽，学习到技术精髓之后就不告而别，集诸派别技术之长，成为江南黑道上的一个颇有名气的独行大盗。
抗日战争期间，“一掘头”尹关先被“军统”上海站看中，指派特务与其秘密联络，以“钟点工”形式多次有偿执行需要通过掘壁洞潜入现场进行的暗杀、爆炸、纵火、偷窃情报、营救同伙等行动。上海站头目戏称他是“开路先锋”，许诺发给他“免死金牌”，如若战后他作案落到警方手里，可以不追究。抗战胜利后，“军统”没有食言，还真的给南北各大城市警方打过招呼。不过，他却没机会享受这份特权。
并非这主儿突然良心发现改邪归正了，而是从1945年底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这段时间，他运气不佳，先是患上了急性肝炎，又遭遇车祸，身体元气大伤，而掘壁洞既是技术活儿，又是体力活儿，两样缺一不可。尹关先的技术还在，但体力跟不上，干不动以往那种特殊的土木工作业了，遂改行玩起了赌博。
问题是隔行如隔山，他在掘壁洞方面的灵性对其赌博没有丝毫帮助，十赌九输，有时实在手气不佳输得债台高筑，也会接受新手掘壁洞爱好者的邀约，向他们提供有偿技术指导。他还发明了一种药水，专门用来对付特殊材料砌造的牢固砖墙。这种药水灌到玻璃瓶里，瓶口上装一个喷嘴，往墙缝一喷，不管砌墙的灰浆是用水泥黄沙还是糯米粉黄泥，都会变成豆腐渣。
尹关先搞这个发明原本是想自己使用，藉以弥补体力不足，谁知产品出笼后道上朋友纷纷抢购，他就彻底打消了重操旧业的念头，靠兜售独家配方的药水挣钱钞。尹关先还会研判政治形势，认为新中国不会任由流氓盗贼横行，于是打定主意，准备开家杂货店铺做个小生意，娶妻生子太太平平过日子算了。
如若不是屠世臻的出现，尹关先或许真的就退出江湖安安分分做良民了。可惜命不由人，尹关先的“良民梦”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屠世臻早先是“军统”上海站的情报特工，上尉军衔。此人在业界小有名气，一方面是因他的个人能力，另一方面也是靠天赋——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帅哥。当初他被“军统”招募后，教官们一致认为，此人适合做专门对付女性对手的情报特工，应当注重这方面的培养。屠世臻不负上司所望，从特务班毕业后很快干出了成绩，其美男子相貌把日本女特务都迷倒过。
前面说过,“一掘头”被“军统”上海站看中，经常干些“开路先锋”的活儿。而屠世臻就是“一掘头”和“军统”之间最初的牵线人。
那么，屠世臻又是怎么跟尹关先结识的呢?他俩相识于四马路，那是屠世臻开展情报工作的一块重要地盘，又是上海全市沦陷后他的一个安全藏身处所。其时尹关先盗窃作案频频得手，手头钱钞多得花不掉，就去逛妓院、吃花酒。双方就这么认识了。要说尹关先的眼光还是比较毒的，觉得屠世臻“不同凡响”，怀疑对方有可能是“地下工作者”，便想试探一下。如若确实，不妨跟对方结交，万一哪天作案失风，逃到国统区可以有个靠山。正好这时有个江湖朋友托他弄支手枪，他就试着向屠世臻开口。
屠世臻是受过正规训练的特工，那份眼力自是厉害，跟尹关先甫一接触，就感受到了这人的异样气质。一般说来，这种角色不是江湖黑道，就是日伪特务。两人总是在青楼碰面，为了安全起见，屠世臻也要设法盘对方的底。这种操作，用不到他本人出面，只消跟同僚打个招呼即可。对于“军统”上海站来说，要查尹关先这么一个对象的底细简直易如反掌，也就不过两三天，“一掘头”的大致情况就摸清了。
正好这时“一掘头”期期艾艾向他开口，询问是否可以帮助买一支手枪。屠世臻呵呵一笑:“包在我身上，不过，我也想请兄台帮个小忙。”
说是帮忙，其实就是试试“一掘头”的身手，看是否如江湖传言般神乎其神。屠世臻请“一掘头”施展手段，帮自己掘洞“开路”，盗窃一个洋人的住所。登堂入室并非为了情报，目标是外国人的高级化妆品(战争期间市面上根本搞不到)，屠世臻开展桃色攻势，少不了这类玩意儿讨工作对象的欢心。
事后，屠世臻对尹关先的掘壁洞技术佩服之至，说这种快速无声的操作简直就是一门艺术。遂正式向上司打了一份报告，认为这人身怀绝技，可以为“军统”的地下活动所用，建议将其发展为外围成员，不久便被批准。
从此，尹关先就成了“军统”临时工，采用单线联系方式，其上线就是屠世臻，两人的交往一度非常密切。待抗战胜利，美男特工屠世臻因精通英语，被派往海外。临行前，两人喝了一顿酒，屠世臻交给尹关先一枚刻有戴笠亲笔英文签名的铜质证章——也就是江湖上所谓的“军统免死牌”。他叮嘱尹关先:“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能让它膨胀，否则，‘免死牌’也救不了你!”
尹关先从未动用过这块他渴望多年的“免死牌”。倒不是他谨遵“听人劝吃饱饭”的宗旨，从此谨言慎行，而是接连而来的肝病加车祸，让他没机会像以前那样作案，国民党警方自然也不会关注他。
“军统”有纪律，屠世臻去海外后，不能与国内亲友联系，尹关先不过是一个工作中的过时伙计，一般说来，即使“军统”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两人也不会产生任何交集了。这一点，尹关先当然清楚。因此，他以为与屠世臻这一别，此生就没有见面的机会了。待上海解放，他甚至刻意提醒自己，应当把屠世臻忘个干净。不过，那枚“免死牌”他还珍藏着，尽管这时签发者坟头上的草都已经长得老高了。
尹关先安安稳稳过了三年，到1952年10月18日，他的好日子到头了。那天晚上，他前往“新都溜冰场”溜冰，散场后在马路边等出租车时，一个男子经过他身边，撞了一下他的肩膀。四目相对，尹关先简直难以置信，这不是屠世臻吗?他怎么回来了?
两人进了附近的咖啡馆坐定，尹关先才得以仔细打量屠世臻。算起来已经分别七个年头了，对方的容貌几乎没有变化，还是那副潇洒风流的美男子模样。
“你怎么回……”
“来”字还没出口，尹关先往下的话就硬生生被对方一道犀利的眼神逼回了喉咙。屠世臻眨眼间又恢复常态:“此番来沪，是想请老弟帮个忙。有言在先啊，不管你是否愿意帮这个忙，我都可以为你提供一个随我去香港的机会，半个月内我就要动身;至于到了香港之后你是选择定居还是另去其他地方，听凭阁下意愿，如果需要兄弟我提供助力，只要我做得到，自当竭力成全。”
尹关先喜出望外，马上表示愿意效力，当然也非常想去香港。
“那咱俩就算说好了。这事有点儿着急，今晚就要办妥，不过没什么难度，对老兄你来说是小菜一碟。”说着，屠世臻把一枚钥匙放在尹关先面前，“这回不用你施展‘一掘头’的看家本领，只需拿着这把钥匙，去甜爱路36号甲走一趟，那屋里今晚没人。目标是一个中号‘百雀羚’盒子，盒盖是被胶水封住的，不用打开，完好无损地交给我就是。那屋子的主人是有些财物的，看中什么尽管取了就是。”
尹关先瞥了一眼墙上的时钟，9点40分。这种活儿一般得下半夜动手，他寻思可以先回去睡一会儿，养养精神。于是，伸手拿过钥匙:“拿到那个‘百雀羚’盒子后，几时交给你?在哪里见面?”
屠世臻说:“你先把盒子藏好，等我给你打传呼电话，还是在这个咖啡馆见面。”
就这样，尹关先在下半夜潜人甜爱路36号甲，一通翻箱倒柜，窃得首饰现金若干，以及那架“蔡司”照相机，却没找到屠世臻所说的“百雀羚”盒子。这是他事先没料到的结果，心中不免惴惴。
次日下午2点多，尹关先听见弄堂口传呼电话亭的爷叔喊他，估计是屠世臻来电话了，立刻三步并作两步跑出去接听。哪知来电话的是个女子，听嗓音有三十多岁，粗声粗气说了句“现在有空吗，到老地方来一趟”，没等他吭声就把电话挂断了。
尹关先不敢怠慢，连忙骑了辆自行车直奔咖啡馆。跟屠世臻一见面，对方先说话了:“东西没拿到?”
尹关先:“没找到那个盒子，那去香港的事……”
屠世臻打断他的话:“放心!讲好跟我一起出去的，我说话算数，你等我消息就是，不出半个月，我们肯定离沪。另外，你可以先做些准备，比如把手头钞票换成‘黄白绿’之类。”
尹关先依言行事。他手头的人民币不多，也就不必去黑市兑换了。从甜爱路36号甲窃得的财物多是珠宝首饰，直接带上出境就是，需要处理的，就是那架德国照相机了。他寻思不如把手头的人民币和这架照相机作为赌资去赌一把，能赢最好，输了亦不足惜。道上新近冒出来的那个“小王爷”风头正盛，他一直想会会，就去找了“三寸头”，委托他邀约成局。
他是有输个精光的思想准备的，并不心疼，没想到“小王爷”没妥善处理好那架德国相机，让警方顺着线头追了过来。这下，不但海外去不成了，“提篮桥”恐怕也躲不掉了。
应该说，尹关先对前景的估计还是过于乐观了。经调查，抗战期间他为“军统”上海站提供的“开路先锋”有偿工作，虽然大多数的目标是日伪方面，但也不乏针对中共地下组织以及共产国际在沪秘密机关的，而且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如今他又参与台湾特务机关在沪的活动，这些账一笔笔跟他算下来，最终的结果是押赴刑场没商量!
八、“百雀羚”的秘密
提审过尹关先，获知了上述情况，裴云飞和张伯仁一老一少两刑警都有一种意想不到的震惊:从一宗交通事故发现疑点，现在竟然成了政治案件!而且来头不小，尹关先交代的那个屠世臻，看来是台湾“保密局”派遣到大陆的特务嘛!
回到分局，裴云飞先向刑队指导员汇报。指导员只听了个开头，马上抄起内线电话接通局长办公室，郁局长刚听到“敌特”二字，立刻打断:“啥都别说了，叫小裴这就过来当面汇报!”
郁局长听了裴云飞的汇报，马上召来分局政保科长常兴坤:“老常，你这就派三位同志去分局看守所，把刚被刑队关进去的那个叫尹关先的人犯单独看押，没有我的命令，不准任何人接近，更不许提审!”常兴坤领命而去，郁局长又拨通了市局扬帆局长的电话，说有疑似敌特案情，需要当面汇报。
去市局时，他把裴云飞也带上了。扬帆局长听过汇报，随即拍板，这个线头上交市局，由市局政保处成立专案组，具体负责人是政保处特侦二科科长卢禄定，裴云飞和张伯仁调入专案组。
这个以袁维珍死亡日期为代号的“10·18”专案组一共有七名成员，由卢禄定任组长，荣仁万担任副组长，组员除裴云飞、张伯仁外，还有凌亚敏、丁金刚、牛振光三位侦查员。
当天晚上，专案组举行首次案情分析会。这个会一直开到次日凌晨3点多方才结束，大伙儿对案情作了如下的梳理：
其一，从已被捕的“一掘头”尹关先交代的内容看来，那个被称为“美男特工”的屠世臻，极有可能是台湾“保密局”派遣来沪进行某项特务活动的。以屠世臻参加“军统”的年头推算，目前应该已经是校级军衔了，其执行的任务估计也是有一定等级的。
其二，尹关先最初跟屠世臻相遇，是在四马路的妓院。那时还是抗战期间，活跃在上海滩的国民党“军统”、“中统”以及“军委会二厅”(“国防部二厅”的前身)等情报机关的特工，都把妓院、特别是租界内的妓院作为开展工作的理想场所。而10月18日甜爱路车祸中的死者袁维珍，就曾是四马路“逍遥阁”的一名“清倌人”。由此推测，袁维珍可能与屠世臻相识，屠世臻持有甜爱路36号甲的钥匙就是佐证。况且，抗战期间屠世臻执行任务的目标多是女性，“美男特工”略微施展手段，勾引个把“清倌人”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那么，屠世臻会不会把袁维珍发展为“军统”抑或“保密局”的特务呢?不排除这种可能，但多数专案组侦查员认为可能性不大。特务组织也不是动不动就拉人上贼船的，比如“一掘头”尹关先，他给“军统”提供了那么多次掘壁洞的服务，依然是外围人员。袁维珍之所以跟屠世臻有瓜葛，多半是感情原因。这种感情在抗战期间就已存在，抗战胜利后屠世臻被派往海外，两人的联系中断。此次屠被派遣来沪执行某项任务，就顺理成章地续上了旧情。
其三，尹关先交代，屠世臻指使他潜入袁维珍住所行窃，目标是一个“百雀羚”盒子。“百雀羚”是一款上海滩乃至江南地区家喻户晓的化妆品品牌，于1931年问世，创始人是时年二十八岁的沪郊嘉定黄渡人顾植民。该款产品甫一推出，就受到上海市民的热捧，电影明星阮玲玉、周璇、胡蝶等均对其推崇备至。“百雀羚”的包装朴素大方，多为扁圆形的金属盒子，分大中小三种规格，屠世臻让“一掘头”寻找的，是一个中号盒子。
这盒“百雀羚”有什么秘密呢?众人分析，有可能其中藏匿着某件对于屠世臻乃至“保密局”来说意义重大的物品，屠世臻潜入上海后，觉得随身带着不方便，就将其藏于一盒“百雀羚”之内，存放在袁维珍的住所。
不知屠世臻和袁维珍之间发生了什么，影响了两人的继续交往，袁维珍有意或无意扣下了那个“百雀羚”盒子，让屠世臻非常紧张，千方百计要把这个盒子弄到手。接着，10月18日，袁维珍遭遇车祸，当天晚上，尹关先受屠世臻唆使，潜入甜爱路36号甲，却没能达到目的。不过，目前并无证据支持导致袁维珍死亡的那场车祸跟屠世臻有关。根据交警方面对肇事司机关惕三的讯问以及围绕此人展开的调查，无法认定是他故意撞死了袁维珍。
专案组讨论到这里，副组长荣仁万提出了一个设想:法医的尸检结果表明，袁维珍生前喝过酒。另据车祸的目击者反映，袁维珍是朝着那辆肇事汽车扑上去的，这与司机的说法吻合。会不会是袁维珍生前喝下的酒里掺有某种可以导致人产生幻觉的药物?荣仁万的这个设想引起了众人的共鸣，卢禄定随即给市局法医室打电话询问。法医回复，死者的血液中确有酒精成分，但未检出包括海洛因在内的麻醉或致幻药物。不过，没检出不等于没有，比如某些毒素可能导致产生幻觉，而常规的检测手段是化验不出来的，法医建议专案组查一下死者最后那顿饭究竟吃了些什么。
专案组长卢禄定拍板，就从袁维珍生前的最后一顿午餐着手调查!
九、最后的午餐
调查袁维珍10月18日那天的午餐在哪里吃的倒是不难。首先，侦查员排除了袁维珍在其甜爱路36号甲自己住所用餐的可能。车祸发生后，张伯仁向附近居民了解情况时，至少有七八人都说中午那段时间袁小姐曾在甜爱路上出现过，其住所斜对面弄堂口的皮匠“老江北”则看见袁维珍于午前11时许从住所出来，往北朝虹口公园方向去了。侦查员推测，袁维珍的最后一顿午餐是在住所附近的某家馆子吃的。
众人分头走访，10月27日中午，侦查员凌亚敏在甜爱路北侧靠近虹口公园的一家只有一个门面的“小四川菜馆”访查到了相关信息。
这是一家沪上市民称为“夫妻店”的小馆子，店主叫周游，他告诉凌亚敏，那位袁小姐是他这家小馆子的常客，多年来每周至少一次过来用餐，基本都是独来独往，进门坐在店堂里侧那副双人座头面朝门口的座位上，点两个菜，要一瓶“小炮仗”(当时沪上的一种烧酒，一瓶二两半，因瓶子形状与爆竹相似，故而有此称谓)，从容不迫，边吃边喝边看报纸。喝完酒，招呼上一小碗米饭，把剩菜拌在饭里吃了。
有时她也会带其他人来用餐，但从来都是只带一人，还是坐在那副座头上。同来者多是与其年岁相仿的女性，跟她一样打扮得时尚靓丽。一般情况下，带别人来用餐，都是袁维珍掏钱请客。当然也有例外，少有的几次，她和一个长相英俊的青年男子过来用餐，那就是对方请客了。那男子出手很大方，买酒的找头都给周游当小费了。店主夫妇还注意到，每当与那英俊男子一起来用餐时，袁维珍都是刻意打扮过的，看着那男子的目光里，爱意毫不掩饰。
凌亚敏断定，那个男子应该就是“军统”的“美男特工”屠世臻了。再问这个男子出现的时间，也对得上号。在周游的印象中，那男人最早出现在他的餐馆是1943年夏秋之交，到抗战胜利就不再见其踪影了;然后，大约两个星期前，那男子又和袁维珍过来用餐了。看样子两人亲密依旧，不过点酒菜、会钞都是袁维珍操办，而不是由那男子出面。
一个星期前，也即10月18日，袁维珍又来了。这次就有点儿一反常态了。以往袁维珍都是过来吃晚饭，这次来的时候却是中午11点多。而且她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化妆打扮，素面常装，手里拿着一瓶酒。神态倒是与平时无异，不久那个英俊男子也进门了，穿着一身崭新的藏青色中山装，足蹬白色牛皮运动鞋，也是崭新的。他手里提着一个彩色小竹兜，里面装了什么看不真切，因为上面压着一份《解放日报》。两人在店堂里侧的老位置落座，还是由袁维珍点了菜。事后，周游回想起来，这次点菜有个跟往常不同之处。不知是什么缘故，袁小姐用餐从来不点汤，那个男子也从没提过要汤;可这次待袁小姐点过菜，男子却问周游店里有些什么汤，还征求袁维珍意见:“咱们是不是点个五味覃菇汤?”
袁维珍表示赞同。男子又问:“老板，贵号这道汤是用哪里出产的覃菇烹饪的?”
周游说:“一般是川西野生覃菇，有时也用青海的。”
男子从竹兜里取出一小包干覃菇:“这是我一个云南朋友捎来的大红菌干，老板你用这覃菇给我们煮汤吧。”
周游双手接过，仔细端详，赞不绝口:“哎呀先生，大红菌可是罕见的云南特产，我做了二十多年厨子，也只是听说，从未见过。听说这种覃菇不但鲜甜嫩滑，还有安神补血的奇效，特别适合贫血的人食用。”
覃菇汤熬好时，酒已经下去了一半，看两人状况，聊兴正浓。周游把汤端上去，砂锅盖一揭开，一股香气弥散开来，袁维珍情不自禁说了声“真香啊”，男子便拿起汤勺给她舀了一碗，接着又给自己盛汤。周游离开时，身后传来袁维珍的赞叹:“我长这么大，还从没喝过这么可口的汤呢!”
这天生意不错，店堂里座无虚席，之后那副座头上的情形，因为店家夫妻只顾忙碌，没去留意。大约1点钟，两人吃喝结束，已有几分醉意的袁维珍招呼周游会钞。周游去后厨结算账单，再出来时，那个男的已经不在了。
听周游一五一十说完上述情况，凌亚敏问:“那锅汤喝完了吗?”
“喝完啦!覃菇一片不剩，汤汁也没留一滴!袁小姐还反复嘟哝，说这大红菌确实名不虚传，熬的汤实在太好吃了!”
“你觉得当时袁小姐的神态举止是否正常?”
“袁小姐那天喝得有点儿多，说话舌头都大了，不过神志还是清醒的。她掏钱会钞时，随口算出了八千四百元的找头，说就当是小费了。以往她偶尔也给小费，不过要算那天给得最多了。”
“结账时那个男子不在店堂，是先走了还是怎么的?”
“我估摸是去对面弄堂上厕所了吧。我这店地方实在太小，没设卫生间，吃喝时间长的顾客都是去对面弄堂上厕所的。”
凌亚敏又去对面弄堂口，向常年设摊加工爆米花的老头儿打听。老头儿告诉他:“那天中午1点出头，确实有这么一个男子进了弄堂，是不是上厕所我就不知道了。”
凌亚敏就不解了，时隔九天，老头儿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对方解释:“后来听说，那位小姐前脚从‘小四川’出来，还没进家门就被汽车轧死了，所以我就记牢了。”老头儿还给侦查员分析，他觉得那位小姐被汽车轧死，肯定跟她喝多了老酒有关系。“那天下午我没有生意，坐在小凳子上抽着香烟望野眼(沪语，意即闲瞅街景)。那位小姐从对面饭馆出来的时候，走路就有点儿晃悠，穿过马路，就在我摊头前面停下了，随后那个男子从弄堂里出来了。正好有辆空三轮车路过，被那男子招停，两人上车走了，是朝四川北路方向去的……”
“留心三轮车的牌号了吗?”话一出口，凌亚敏就意识到这是白问，一个爆米花的小贩怎么会有这种“下意识”呢?
果然，对方摇头。凌亚敏还没来得及失望，老头儿接下来说的话却又给了他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喜——老头儿竟然跟那个葛姓三轮车夫熟识。当下，凌亚敏踩着自行车直奔四川路桥公济医院。找车夫为何去医院呢?老头儿告诉他，老葛的老婆大前天患了急性阑尾炎，这会儿葛师傅肯定在病房陪老婆呢。
凌亚敏从老葛那里了解到以下情况——
当时三轮车沿着甜爱路朝四川北路方向缓缓而去，不久女子就睡着了。老葛继续往前蹬了没多久，男子忽然轻声招呼“停车”。老葛刚把三轮车刹停，他就敏捷地下了车，双脚落地的同时，已把一张一万元钞票塞到老葛手里:“把她送到前面36号甲，叫她下车就是。”
男子给的车费超过正常价格两三倍，老葛觉得意外，心里有些吃不准:“这……先生，她喝醉了……”
“没事，36号甲就是她的家。她姓袁，到时你唤她‘袁小姐’就是，如果她问到我，你就说我去买点儿东西，一会儿就去她家。”
男子出手大方，说话语气又有亲和力，老葛觉得不像骗人;再说了，即使人家说谎话，跟他这个车夫也没关系，是他叫的车，自然听他的。
男子下车后，匆匆穿过马路，去了哪里，老葛没留意。往下也就不过两三分钟，袁小姐醒了，见身边没人了，急叫“停车”。待老葛把三轮车停在马路边，女子急煎煎问道:“屠……哦，倪先生人呢?”老葛说了情况，女子又问倪先生往哪里走的，老葛说不曾留心，女子随即下车走了。
专案组随即对上述情况作了研析，一致认为根据袁维珍脱口而出的“屠”字以及“小四川菜馆”店主夫妇对那个英俊男子的年龄、外貌、口音的描述，此人应该就是“保密局”特工屠世臻。而屠世臻带着大红菌干菇请店家烹饪之举，更是疑点重重大红菌系无毒覃菇，而屠带去的恐怕是某种食用后能导致人产生幻觉的毒覃菇。
袁维珍下三轮车后，毒性发作，神志失常，恐怕连自己家住哪里都想不起来了。一脚高一脚低晃悠到甜爱路和四川北路交界处，正好遇到富二代关惕三驾着黑色“雪铁龙”迎面而来，于是悲剧发生了。
以上整个事件应该和“百雀羚”盒子有关，屠世臻和袁维珍并排坐在三轮车后座上的时候，袁神志不清，屠世臻可以轻松获取她身上的住所钥匙。
专案组长卢禄定对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查到了上述情况感到非常满意，对侦查员凌亚敏大加赞扬，说破案后要给他请功。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赶紧查摸到屠世臻的踪迹，尽快将其缉拿归案。他安排裴云飞和老张再去会会尹关先，看能否有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