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逐木鸟》“尘封档案”系列
1985年10月22日，一代名将许世友逝世于南京。消息传到日本东京，因尿毒症住院作透析治疗的亿万富豪河下谷清，凝视着报纸久久不语。然后，他轻轻抓起床边的电话，给四个都已成家立业的子女逐个拨打电话，要求子女并配偶务必在次日赶到医院，并且要带上各自的孩子。
次日，河下谷清的子女带着各自的配偶和孩子赶来医院。河下谷清向大家说明了用意，让护士给每家送上一束素色鲜花，然后强撑病体，带着子女孙辈来到医院花园里，对着中国方向举行了一个朴素的遥祭仪式。
河下谷清，是一个曾被中国公安机关追踪许久落网后又被判刑的日本间谍，他后来怎么会成为一个拥有亿万财产的富豪？这跟许世友将军又有什么关系？
许世友证明老部下身份1957年8月上旬，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接到一封不平凡的人民来信。
这封人民来信的不平凡，是由于上面附着一纸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上将的亲笔便条。许世友在便条中说，写这封人民来信的是他以前的一名老部下，现来信反映一个情况，请上海方面予以调查处置。这封人民来信所反映的是什么情况呢？这事还要从半个月前许世友接见一位名叫徐永卿的老部下说起——
半个月前，许世友接到秘书的报告，说军区警卫处打来电话：有一位从福建来的名叫徐永卿的人给他们打电话，说他是许司令的老部下，这次出差路过南京，请求见许司令一面。
许世友凝神思忖：“徐永卿？老部下？他说是哪年跟过我的？”
“没有说。”
“徐永卿……哦！想起来了！”许世友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是他！当年是八路军胶东军区司令部警卫连的一个班长，他的少林拳不错！他留下电话没有？赶快给他打个电话，派车去接他过来，一起吃顿饭。”
当晚，许世友在中山陵8号住宅接待了徐永卿。
徐永卿，山东威海人氏，1940年18岁时从威海到济南打工。不久，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抗日外围组织。两年后，由于叛徒出卖，他在济南郊区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徐永卿自幼习练少林武术，身强体健，徒手格斗能够以一敌多。他凭着这一身本事，在日本宪兵将其押解进城的途中，出其不意夺枪而遁，连夜疾奔，经过一番艰难跋涉，终于逃到了胶东半岛参加了八路军。由于徐永卿精通散打，人又机灵，作战勇敢，不久就被调至八路军胶东军区司令部警卫连，在许世友的贴身警卫班当警卫员。
1945年春，徐永卿在一次和日本鬼子的遭遇战中身负重伤，从此就离开了许世友。1949年，徐永卿随部队开往福建，因为地方需要南下干部，他奉命转业，在福州市一家工厂当副厂长。这次，徐永卿赴上海出差，返回时绕道南京，特地想拜见老首长一面。
许世友以贵州茅台酒和亲自猎获的野味、自养的鲜鱼、自种的蔬菜热情接待这位老部下，两人喝着酒，回忆了当年在胶东半岛抗战时的艰苦岁月。谈话中，许世友问及徐永卿从事革命工作的经历，这就引出了前面说到的那封人民来信——
徐永卿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忽然谈起一个情况：这次他路过上海时，意外遇见了一个当年在济南进行地下工作时结识的人，那个人后来被地下党组织的情报人员认定是日本特务，名叫河下谷清。
许世友对此突然产生了兴趣，问道：“这是怎么回事？你说说看。”
徐永卿于是告诉许世友，当年他在济南铁路局机务段当钳工，参加了地下党的抗日外围组织。他的单线领导指示他利用能粗通日语的优势尽可能多地跟铁路局的日本人接触，伺机获取情报。这样，他就和一个名叫河下谷清的日本工程师开始接触。
河下谷清很乐意跟徐永卿交往，两人经常一起喝酒、聊天。时间稍长，徐永卿知道了河下谷清的情况：河下谷清的父母均是早年就来中国东北行医的大夫，他出生于吉林，此后曾长时间生活在中国，所以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人民有着一份深厚的感情，所以，他坚决反对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河下谷清强调说，他的反战观点在济南铁路局的日本人中几乎是公开的，他不怕遭到宪兵队的调查和可能的迫害。在这之前，徐永卿也确实多次听说过河下谷清有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些言论，甚至还有人说这个日本工程师秘密救助过中国抗日人士。因此，年轻的徐永卿对河下谷清的话深信不疑。
河下谷清对于徐永卿这个进步青年也是另眼看待。他很快就察觉到徐永卿的秘密身份，不但没有害怕，而且还悄悄提供帮助，甚至直接参与徐永卿的抗日秘密活动。一次在日本国内的皇室代表视察团赴济南视察时，徐永卿奉地下党组织之命在济南火车站站台上张贴反日标语，但日本宪兵队事先封锁了车站，任务无法完成。徐永卿抱着试探的态度对河下谷清提了提，河下谷清马上表示此事可以由他去做。徐永卿当时已经无法可想，也只好这样试一试了。没想到这件事竟然让河下谷清给做成了，成为济南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迅速传遍山东全省，甚至还作为小道消息在日本国内流传。
河下谷清的表现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重视，经过研究，指示徐永卿进一步跟河下谷清接触。这时的河下谷清胆子也越发大了，他竟然已经开始从事“中日反战青年联盟”的组织工作。徐永卿是他发展的一个对象，这样，徐永卿就将其作为异国同志一般对待了。
本来，徐永卿跟河下谷清的关系还要发展下去，可不久后，徐永卿在接到组织通知去济南郊区跟一位从青岛过来的“关系”接头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脱逃后不得不离开济南。后来，徐永卿从济南撤离到根据地的一位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同志那里获得一个使他深感震惊的消息：河下谷清是日本宪兵队安插在济南铁路局的特务，负责收集抗日情报和迫害我抗日人士，曾有多名抗日青年因其出卖被捕，有的被日本宪兵队杀害了。
后来，徐永卿就再也没听说过河下谷清的消息，原以为这个恶棍要么已经被我抗日锄奸人员镇压了，要么已经在抗战胜利后作为投降人员被遣送回日本了。可是，这次徐永卿到上海出差时，竟突然看到了河下谷清！当时，徐永卿正在公交车上，见河下谷清在路边缓缓行走。他注视再三，确认果真是此人，当下就在前面停车站提前下车。然而，当徐永卿匆匆赶去时，那里已经没有河下谷清的人影了。
许世友听徐永卿如此这般一说，沉思片刻，问是否认准确实是河下谷清其人。徐永卿答称绝对不会认错。于是，许世友就让徐永卿写了一份材料，写完后让他转交上海方面对此进行认真追查。徐永卿答应回到下榻的招待所就写。可是，次日许世友就改变了主意，他写了一个证明徐永卿身份的便条，派人给徐永卿送去，让徐永卿写好材料后连带便条直接寄往上海。
于是，徐永卿就把写好的这份材料以人民来信的方式，双挂号寄往上海。可能为了使上海方面引起重视，徐永卿直接把信件寄给了柯庆施。
资深侦查员寻踪惊愕一瞥徐永卿的这封信，信封上虽写着“中共上海市委柯庆施书记亲启”的字样，可当时每天寄给柯庆施的亲启和不亲启的信件达上百封之多，柯庆施即使什么事情都不做光看来信也看不完，所以这类信件通常是到不了他的案头的。不过，由于徐永卿的这封信中有许世友的亲笔便条，所以上海市委信访部门非常重视，当即单独列出，送到了柯庆施的案头。
柯庆施非常重视徐永卿的来信，阅读之后当天就在上面批示：请市公安局黄赤波局长责成有关部门调查，并报告调查结果。
这封带着许世友将军的便条和柯庆施亲笔批示的信函由中共上海市委的机要通讯员直接送往上海市公安局后，所引起的重视是可想而知的。黄赤波局长在收到后的当天晚上，就下达了组织专人慎重寻找并调查河下谷清其人的命令。
上海市公安局资深政保侦查员吴一竹受命负责对河下谷清进行调查，组织上给他配备了三名助手、一辆吉普车，调查时所支出的经费可以实报实销，这在当时属于“一类案件侦查待遇”。
吴一竹在上海解放初期曾经通过调查挖出一些恶霸、还乡团分子、特务反革命，受到过嘉奖，在这方面具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这也是市局领导点名要他负责这件事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接受命令后，和助手分析了情况，当即决定：他和助手小汪前往福州向徐永卿当面了解情况，另两名助手老崔、小刘留在上海，前往监狱、看守所查阅材料，从在押犯人中寻找抗战时期曾在济南待过的，以便探问河下谷清其人。
吴一竹和小汪抵达福州后，顺利地见到了徐永卿。徐永卿向他们详细回忆了这次出差时在上海见到河下谷清的情况——
那天，下着蒙蒙细雨，徐永卿去位于军工路上的上海水产学院办事。当他乘坐公交车经过虹口区三角地菜场门口时，无意间在路边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发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初时，徐永卿并未特别在意，如果不是公交车停了一下，他大概也不会盯着那张脸看个仔细了。而公交车恰恰就在这时候刹住了，徐永卿便盯着那张脸看，一边看一边在记忆中搜索。
公交车重新起步时，徐永卿突然一个激灵：这人不是济南铁路局的日本工程师河下谷清吗？后来有消息说此人是日本宪兵队的秘密特务，罪行累累啊！这家伙怎么竟然还活着？不但没有遣返回日本，而且看上去已经跟上海居民毫无二致。徐永卿震惊之下，情不自禁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正想看仔细，车子已经往前行驶，而对方也转过了身子。在公交车开往下一站的途中，徐永卿竭力把刚才见到的那张脸跟记忆中的那个日本特务进行了反复比对，再次确认此人肯定是河下谷清。于是，他就在前面车站提前下了车，步行顺着马路来到了那家菜场门口。可是，徐永卿在菜场里外转了几圈也没有发现河下谷清的影子，只好失望地离开了。
徐永卿对吴一竹和小汪叙述完上述情况后，不无遗憾地说：“现在想来，其实我当时如果探出车窗指着那人大叫‘河下谷清’，他肯定会作出反应的，要么逃跑，要么大惊失色，这样，我就可以叫司机停车，下去抓住他——当时路边有许多人，他想逃跑是逃不掉的。”
对于徐永卿来说，他认为自己的叙述已经结束，并且很完整。可是对于吴一竹而言，他所需要的信息还没有出现，他得通过询问细节来分析判断。于是，他就向徐永卿提出了几个问题，详细询问河下谷清抗战时期的容貌、体态和现在在三角地菜场见到的那个人的容貌、体态。
徐永卿说：“当时，他穿着一件白色的、没有衣领的汗衫和一条灰色长裤……脚上穿着什么鞋？哦，这个倒没有留心。来不及看啊……他手里拎着一个长圆形的竹篮子，里面露出一束茭白尾巴，好像还有一把长豆吧。”
吴一竹和小汪从福州返回上海后，和老崔、小刘一起对调查所获得的情况进行了分析。首先，他们认为从徐永卿从事地下斗争和警卫工作的经验以及这次接触中所表现出的清晰的思维、准确地描述看来，他对于河下谷清的认定应该是可信的；其次，基于这一点，就可以初步认定河下谷清确实隐藏在上海；第三，就是如何寻找其隐身之处了。河下谷清在三角地菜场买菜，那说明他就是居住在附近的居民，这就有了寻找其踪迹的基础。吴一竹决定通过上海警方自解放以后就着手建立的遍布全上海的严密的户籍制度来进行初步筛选。
接下去，从1957年8月中旬开始到10月上旬的二十多天里，吴一竹等人几乎天天去虹口公安分局和三角地菜场相关地段的几个派出所，召集居民治安积极分子开座谈会，向居委会干部布置寻找河下谷清的工作。原以为这番辛劳肯定能够获得圆满结果，哪知一个多月折腾下来，竟然毫无收获。各方的反映表明：三角地菜场一带根本没有貌似河下谷清的男子。
这时，柯庆施让秘书给市公安局打电话询问调查情况。黄赤波局长于是亲自召见吴一竹。吴一竹在汇报时提出有一位助手在讨论时曾经提出过的疑惑：会不会是徐永卿认错人了，把一个看上去跟河下谷清有点相似的人看成河下谷清了？
黄赤波局长当即予以反驳：“就算是这样，那你们也得找到那个被错认为河下谷清的男子啊！这样的人你们找到了没有？没有找到？那就说明这里面有文章呢！这样，我给你增加人员，你们一起再分析分析，看怎样尽快把这件事调查清楚。”
黄赤波局长亲自下令，给吴一竹增派了四名侦查员，正式组建了一个调查小组，吴一竹担任组长。吴一竹深感肩头的压力增加了，当天就召集组员开会商议如何进行下一步调查。大家议论了七八个小时，最后决定放弃原先那个围绕三角地菜场一带进行查摸的方案，改为从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省尤其是省会济南活动过的在押犯人那里进行调查。
这个方法，早在吴一竹刚开始接受这一任务时就已经用过了，可是没有调查到什么情况，因为赴福州外调已经获得了明确的寻找线索，于是就把全部人员都扑在三角地菜场一带查找河下谷清的下落。现在，重新采用这一方法，而且人员也增加了，吴一竹对此充满了信心。
调查小组分成了四拨，分别前往监狱、劳改队和看守所找相关人员了解情况。一周时间过去了，调查人员获得了一些关于河下谷清的情况，确认当年确实有这样一个日本特务在济南地区从事收集情报、迫害我地下党员和抗日志士的罪恶活动。但是，对于河下谷清后来的下落，却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有的说他已经被抗日武装镇压了，有的说他早在日本投降之前就已经逃回日本了，有的说他在日本投降时自杀了……几种说法中，没有一种提及河下谷清逃到了上海。
负责汇总调查材料的吴一竹正在着急的时候，老崔、小汪一路从安徽劳改农场打来电话，说他们已经获得了河下谷清的线索！
劳改农场里囚犯的证言老崔、小汪是赴位于安徽省广德、郎溪两县的白茅岭农场进行调查的。白茅岭农场是上海市公安局设在安徽省境内的一个劳改农场，当时关押着上万名劳改犯，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历史上犯下过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汉奸、恶霸、叛徒。崔、汪两人此番前往就是要从这些犯人中查找河下谷清的线索。
老崔、小汪跑了白茅岭农场的几个分场，起初没有收获，到了第六天才总算找到了一个知情者。
这个知情者名叫朴汝春，朝鲜族人，“九一八事变”后在吉林参加了伪“满洲国”的谍报人员训练班，结业后当上了关东军的密探。1940年，朴汝春跟着关东军特高课的一名中佐跑到关内执行秘密任务，完成后被日军驻山东部队的一名军官看中，就留了下来，在济南充当日本宪兵队的耳目。抗日战争胜利后，朴汝春失去了依靠，他知道自己如果回到吉林老家去的话，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于是就逃往南京。
几年后，南京解放了，朴汝春逃往上海，以朝鲜人的身份在虹口区公平路开了家小饭馆。朴汝春嗜酒，是一个见酒不要命的主儿，自己开了饭馆自是如鱼得水，一次喝得醉醺醺时自吹自擂把以前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给曝了光。这边朴汝春刚闭口，那边公安局已经得知，酒还没醒，一副铐子已经扣上了手腕！半年后，朴汝春被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不久押送白茅岭农场劳改。
侦查员老崔、小汪从囚犯档案中找到了朴汝春，寻思此人可能跟这次调查是对得上号的，那段时间他正在山东济南，又在日本宪兵队干，也许知晓河下谷清的情况，于是就决定登门“拜访”。
果然，朴汝春真的认识河下谷清，这种认识不是一般性的路上见面点点头打个招呼，而是在特务活动中曾经有过配合，在私交中不时吃吃喝喝。朴汝春只略略一提，两位侦查员就意识到这家伙正是他们找遍了白茅岭农场而觅之不得的一块宝。朴汝春马上被带往总场招待所，在那里，两位侦查员和他密谈了整整六个小时，获得了以下情况——
朴汝春和河下谷清相识于1941年初，河下谷清以为朴是韩国人，所以对他不像对那些中国特务那样表面上客气、心里却总是提防一手。朴汝春对宪兵队的每个日本人都奉承巴结、溜须拍马，而河下谷清由于平和近人，两人就交往得多一些。有一段时间，朴汝春还应河下谷清之邀，冒充韩国地下抗日同盟组织的积极分子，参加过几次引诱中国抗日青年参加由河下谷清组织的所谓“中日反战青年联盟”的秘密活动。这次行动使济南地区的12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来一部分人被杀害。河下谷清为了对朴汝春表示感谢，还请朴吃了一顿饭，送给他一块手表。
就是在这次吃饭时，河下谷清告诉朴汝春：他在上海有一位中国妻子，长得很漂亮。这可能是河下谷清喝多了酒以后的醉话，之后就再也没有提及过。而朴汝春也算是受过训练的特务，所以河下谷清不再提及的事情，他也就不再询问。
朴汝春跟河下谷清的最后一次见面时间是1943年8月上旬，当时，朴汝春因为精通日语而被日本宪兵队指定为宪兵队驻济南车站特别督察室的翻译，天天待在车站。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已有多时不见的河下谷清穿着一套浅色帆布西装，手里提着一个牛皮旅行箱，悄然出现在济南车站的站台上。当时，朴汝春正陪同宪兵队驻车站特别督察室的主任小野在站台上巡视，小野见到河下谷清，马上上前去和他握手。河下谷清转脸看见了朴汝春，主动和他打招呼握手。朴汝春听河下谷清跟小野说，他这次离开济南后可能不会再回来了。这时，从南京开往北平的火车进站了，河下谷清和小野、朴汝春挥手告别。从此，朴汝春就再也没有见过河下谷清。
不过，在以后的日子里，朴汝春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别人说到过河下谷清，还说到过河下谷清的中国妻子。这个“别人”，指的是日本济南宪兵队的几个跟河下谷清熟识的军官，朴汝春跟他们一起喝酒时曾经听他们议论过河下谷清和他的中国妻子，说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浙江籍女子，以舞女为职业，是河下谷清去上海执行秘密使命时在一家舞厅认识的，后来两人产生了感情，就结婚了。河下谷清的结婚，是经过高级长官特别批准的，因为这对于河下谷清向“中国通”角色演变大有好处。
这样，朴汝春的上述陈述就为侦查员提供了一个河下谷清的线索：他在上海有一个舞女出身的中国妻子。
老崔、小汪返回上海后，把调查所获得的情况向吴一竹作了汇报。吴一竹据此作出判断：河下谷清隐藏在上海，肯定是以那个舞女出身的中国妻子为掩护的，所以，如果能够找到那个舞女，也就可以找到河下谷清其人。调查小组于是连夜制定了一个寻找那个舞女的方案，次日即获得了上级的批准。
当时，上海已经取消了舞女职业，以前以此为业的舞女早已转业改行。要想在上海滩的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个以前当过舞女的女子，那显然不容易。不过，吴一竹对此具有丰富的经验，他所做的第一步，是从市公安局的档案里找出上海解放初期为配合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需要而进行的“特种行业登记资料”。那时是把职业舞女作为特种行业从业人员的，所以每个舞厅的在职舞女都必须进行登记，当然并不是舞女自己上公安局登记，而是由舞厅老板把自己舞厅里的舞女名单资料送一份到公安局备案。名单资料上有姓名、年龄、籍贯、家庭成员、社会关系、从事舞女职业的时间、所待过的舞厅等等，吴一竹就是要从这些资料中筛选朴汝春所说的“浙江籍”舞女，先划出一个范围来，然后再进一步予以淘汰筛选。
这一步走下来，所筛选出的浙江籍舞女令侦查员暗吃一惊：竟有723名之多！
下一步如何走？最初侦查员是想根据资料上的“家庭成员”进行分析判断的，可是转念一想又放弃了，因为如果其中哪一位舞女的丈夫确实是日本特务的话，在资料上出现的肯定既不会是日本人，也不会是河下谷清的名字。因此，侦查员决定另辟途径：根据资料上所列出的这些舞女曾经待过的舞厅，找到那些老板，从老板嘴里获取舞女的配偶情况。
侦查员把723名浙江籍舞女一一分类，她们曾经分别在39家舞厅待过。接下来，就是寻找这39家舞厅的老板了。这39家舞厅中，有3家在上海解放前就已经关门了，其中2家的老板已经举家去香港、台湾定居，其余36家舞厅的老板，有19人在解放后被捕判刑，另有7人去外地定居。侦查员分头查访，耗时二十天，除去海外的两个，其他的全部找到了。这些老板提供了大部分舞女的配偶情况，经筛选，发现其中三个舞女的配偶似有跟河下谷清相似的嫌疑！
对三个舞女的调查这三个舞女的姓名是：时春萍、王巧玲、贾贤珠，她们的情况分别如下——
时春萍，34岁，浙江宁波人氏，原是上海“逍遥厅”舞女，1941年1月与一北方来沪经商的李姓男子在跳舞时相识，不久即坠入情网而正式结婚，生有一子一女。侦查员访问“逍遥厅”老板时询问李姓男子的容貌长相，老板说他没有见过此人，只听说是一个个子不高但模样英俊、处世相当机灵的生意人，据说婚后仍旧去北方经商，只有逢年过节时才回沪跟时春萍同居。时春萍1948年生了第二个孩子后就不当舞女了，老板让她在“逍遥厅”帮忙接待接待舞客，拿一份薪水。解放后“逍遥厅”关门歇业，她去卢湾区的一所小学当校工了。
王巧玲，32岁，浙江象山人氏，15岁来沪学跳舞，从此开始一直到1952年一直是职业舞女，先后在“皆乐堂”、“百乐门”、“群喜厅”待过。17岁开始曾和一不明身份的男子同居过两年多，后来该男子抛弃了她。1942年又和另一在跳舞时结识的陈姓男子先同居后结婚，生有一对双胞胎。1954年原“群喜厅”老板之妻在马路上遇见她时，闲聊中得知她已与陈姓男子离婚。
贾贤珠，34岁，浙江江山人氏，8岁即已来沪，上过初中，曾经拍过电影，一度曾是“新世界舞厅”的台柱子，后来转到“皆乐堂”当了持股舞女，解放前夕又当了该舞厅领班，1951年“皆乐堂”关门歇业后她改行开了一家烟纸店，后来情况不详。1942年开始与一不明姓氏的神秘男子同居，至1945年初结婚，是否生育不清楚。
侦查员兵分三路，同时对时春萍、王巧玲、贾贤珠三人进行外围调查，获得以下情况：
时春萍的丈夫李某，来自北方，身份不明，对外称是经营西药生意的，可是邻居孩子曾经看到他身上带着手枪。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某长期居住上海，不再去北方。解放后，李某不知去向。
王巧玲的丈夫陈某，解放前行踪飘忽不定，没有人知道此人是以什么职业谋生的。1953年，王巧玲与其离婚，至今未嫁，陈某不知去向。
贾贤珠的丈夫据说姓曾，籍贯不清楚，此人精通俄语、日语，1945年初与贾举行婚礼时，有多名日本军官出席。解放后，贾贤珠与其分手。可是，贾在去年曾经怀孕，在广慈医院堕胎。
吴一竹对上述情况予以充分考虑后，认为李某、陈某、曾某三人中，以李某最为可疑，于是决定首先对李某进行调查。这次调查是直接跟时春萍打交道，吴一竹亲自出马，和另外三名侦查员去了卢湾区，通过派出所把时春萍悄悄传唤过来进行询问。
询问是从李某的去向开始的，因为李某的姓名还挂在时春萍的户口本上，与户主的关系是“夫妻”，可是，在派出所民警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居民，因此，有必要问一问他的去向。询问之下，时春萍流泪了。为什么流泪？因为她说丈夫早在1951年就已经被人民政府捉进去吃官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