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元年（1644 年），南京城的秦淮河畔，文人墨客聚在一起痛骂 “叛徒”，名单里排在第一位的不是后来引清军入关的吴三桂，而是远在京城的洪承畴。此时的洪承畴，正以清朝 “太子太保、兵部尚书” 的身份，忙着劝降江南的南明官员，可他的老家福建南安，族人早已把他的名字从族谱中剔除，还在祠堂里立了块 “汉奸祖” 的石碑，让他永世受辱。
明末清初，降清的汉人官员不计其数：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祖大寿三降后金，钱谦益率百官迎降清军，可为何唯独洪承畴被钉在 “汉奸” 的耻辱柱上，挨骂三百年？连乾隆皇帝都在《贰臣传》里特意把他列为 “贰臣甲等”，讽刺他 “大节有亏，实无可恕”。
翻开《明史》《清史稿》《洪承畴年谱》及明末文人的私人笔记会发现，洪承畴的骂名，从来不是 “降清” 这么简单。他的悲剧，源于四个 “原罪”：降清前是崇祯倚重的 “救时宰相”，降清过程充满 “假忠” 的虚伪，降清后甘当清朝 “灭明帮凶”，更背叛了士大夫最看重的 “气节”。这四重枷锁，让他比任何降清者都更招人恨。
原罪一：降清前的 “高光地位”—— 崇祯的 “救星”，摔得越重骂得越狠
洪承畴的骂名，首先源于他降清前的 “特殊身份”。他不是普通的明朝官员，而是崇祯皇帝眼中 “能挽救危局” 的最后希望，这种 “高期望” 带来的 “高落差”，让他的背叛显得格外刺眼。
洪承畴是福建南安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中进士，从刑部主事做起，靠着镇压农民起义的战功，一步步升到陕西三边总督、蓟辽总督，成为明末少有的 “文武双全” 的重臣。崇祯十二年（1639 年），明朝在与清军的战争中屡败，崇祯把所有赌注都压在洪承畴身上，任命他为蓟辽总督，统领 13 万大军，驻守锦州、松山一带，抵御清军南下。
为了支持洪承畴，崇祯几乎掏空了国库：给 13 万大军配备了最好的铠甲、火器；多次派太监到前线慰问，赏赐洪承畴 “尚方宝剑”，赋予他 “便宜行事” 的权力；甚至在皇宫里为他祈福，盼他能 “荡平清军，保大明江山”。《明实录》记载，崇祯十四年（1641 年）松锦之战前，崇祯还特意召洪承畴进京，在武英殿设宴款待，握着他的手说：“大明安危，系于卿一身，卿务必尽心竭力，不负朕望。”
可就是这位被崇祯寄予厚望的 “救星”，却在松锦之战战败被俘后投降了清朝。消息传到北京，崇祯一开始不信，还以为洪承畴已经殉国，特意下旨追赠他为 “少保”，赐祭九坛，甚至要为他建 “忠烈祠”。直到后来确认洪承畴真的降清，崇祯才气得砸碎了御案，连呼 “朕瞎了眼，错信了奸贼！”
对比其他降清者，洪承畴的 “背叛成本” 高得离谱：吴三桂降清前只是山海关总兵，虽有兵权但不算 “核心重臣”；祖大寿降清时，锦州已被清军围困两年，粮尽援绝，有 “无奈” 的成分；钱谦益降清前是东林党领袖，虽有声望但无实权。而洪承畴是崇祯心中的 “最后一根稻草”，他的投降，不仅让明朝失去了 13 万精锐，更让崇祯和整个明朝士大夫陷入 “绝望”—— 连最信任的重臣都背叛了，大明还有救吗？这种 “绝望感”，最终转化为对洪承畴的刻骨仇恨。
原罪二：降清过程的 “虚伪表演”—— 假殉国真投降，比真小人更招人恨
如果说 “高位降清” 让洪承畴被骂，那他降清过程中的 “虚伪表演”，则让他的骂名加倍。其他降清者要么是 “被逼无奈”（如祖大寿），要么是 “干脆利落”（如吴三桂），可洪承畴却上演了一出 “先装殉国，后被感化” 的戏码，这种 “假忠” 的行为，被士大夫视为 “比真小人更无耻”。
松锦之战战败后，洪承畴被清军俘虏，关押在沈阳的三官庙。一开始，他确实表现出 “宁死不降” 的姿态：拒绝清军的食物和水，甚至绝食三天，还对劝降的清军将领说：“吾乃大明重臣，岂能降尔蛮夷！速杀我，以全吾名！” 皇太极听说后，很欣赏他的 “气节”，多次派范文程（也是降清汉人）去劝降，都被洪承畴骂了回来。
可这出 “殉国戏”，很快就演不下去了。据《清史稿・洪承畴传》记载，有一天范文程去看望洪承畴，两人聊天时，房梁上的灰尘落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下意识地用手掸掉。范文程回去后对皇太极说：“洪承畴连衣服都爱惜，更何况性命？他必不降，只是待价而沽耳。”
皇太极听后，亲自去三官庙看望洪承畴，当时正值冬天，皇太极把自己身上的貂皮大衣脱下来，披在洪承畴身上，说：“先生冷否？” 洪承畴愣了半天，最终跪倒在地，说：“臣愿降！” 这段 “皇太极解衣赐承畴” 的故事，成了洪承畴 “假忠” 的铁证。
更让士大夫不齿的是，洪承畴降清后，还特意写了篇《降清谢恩疏》，在疏中说 “臣本无才，蒙先帝（崇祯）错用，致有松锦之败，今得遇圣主（皇太极），愿效犬马之劳”，把自己的背叛说成 “良禽择木而栖”。明末文人谈迁在《国榷》中痛骂：“承畴之降，非迫于势，乃贪生怕死耳！先装殉国，后拜敌主，其心可诛！”
对比同时期的史可法，这种差距更明显：史可法在扬州城破后，拒不降清，被清军杀害前还说 “吾头可断，身不可辱”；黄道周在南京被俘后，宁死不屈，临刑前还吟诵 “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洪承畴的 “假殉国”，在这些 “真忠烈” 面前，显得格外虚伪，自然被骂得更狠。
原罪三：降清后的 “帮凶行为”—— 不是被动投降，而是主动灭明
洪承畴最招恨的地方，不是 “降清”，而是降清后甘当清朝 “灭明的急先锋”。他不是像祖大寿那样降清后 “消极避战”，而是主动为清军出谋划策，劝降南明官员，镇压反清起义，甚至参与制定 “剃发易服” 的政策，把自己彻底变成了 “明朝的掘墓人”。
顺治元年（1644 年），清军入关后，洪承畴被任命为 “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主要负责劝降江南的南明政权和镇压反清势力。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劝降南明的弘光帝朱由崧，信中说 “明运已尽，清室当兴，陛下若降，可保富贵”，被弘光帝斥为 “汉奸走狗”。
劝降不成，洪承畴就亲自率军镇压。顺治二年（1645 年），他协助多铎攻打扬州，虽然史可法的牺牲主要是多铎造成的，但洪承畴却为清军提供了扬州的城防图和南明的兵力部署，加速了扬州的陷落。扬州城破后，洪承畴又建议清军 “安抚百姓，稳定人心”，看似 “仁慈”，实则是帮清朝巩固统治，被江南百姓骂为 “帮凶”。
更让汉人无法接受的是，洪承畴还参与了 “剃发易服” 政策的推广。顺治二年，清朝颁布 “剃发令”，要求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引发江南百姓的激烈反抗。洪承畴当时驻守南京，不仅没有劝阻，反而向顺治上奏 “剃发易服，可绝汉人复明之心”，还亲自监督南京的剃发情况，有百姓不愿剃发，他就下令 “严惩不贷”。《江南通志》记载，南京有位老秀才因拒绝剃发，被洪承畴下令处死，老秀才临死前骂道：“洪承畴，你本是汉人，却帮蛮夷毁我汉家衣冠，必遭天谴！”
对比吴三桂，洪承畴的 “主动作恶” 更让人痛恨：吴三桂降清后，虽然也镇压反清势力，但后来发动 “三藩之乱”，有 “反清复明” 的举动，多少挽回了一些名声；而洪承畴从降清到去世（1665 年），始终死心塌地为清朝效力，从未有过 “悔悟”，这种 “一条道走到黑” 的态度，让他成了汉人口中的 “千古罪人”。
原罪四：背叛士大夫的 “气节”—— 饱读诗书却弃 “儒道”，被文化圈钉死在耻辱柱上
洪承畴的骂名，还源于他背叛了士大夫最看重的 “气节”。他是万历年间的进士，饱读四书五经，本该是 “忠君爱国”“杀身成仁” 的典范，可他却为了活命，背叛了明朝，这种 “儒道沦丧” 的行为，被整个文化圈唾弃，骂名也因此流传三百年。
在明末士大夫看来，“气节” 比生命更重要。孔子说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都是士大夫的行为准则。洪承畴作为科举出身的儒臣，不可能不知道这些道理，可他却选择了 “求生害仁”，这在士大夫眼中，是 “比文盲还不如” 的行为。
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专门写了一篇《廉耻》，其中说 “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虽然没指名道姓，但明眼人都知道是在骂洪承畴。黄道周在被俘后，也特意写了篇《罪言》，痛骂洪承畴 “读圣贤书，行禽兽事，实为士林之耻”。
更重要的是，文化圈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强化洪承畴的负面形象。清代的戏曲、小说中，洪承畴总是以 “汉奸” 的形象出现，比如孔尚任的《桃花扇》，虽然主要写李香君和侯方域的爱情，但其中提到洪承畴时，称他为 “降清的奸贼”，还通过李香君之口骂他 “枉食大明俸禄，却做满清走狗”。
即便是清朝的文人，也对洪承畴嗤之以鼻。乾隆皇帝虽然用洪承畴的降清之功，但在编纂《贰臣传》时，特意把洪承畴列为 “贰臣甲等”，还在评语中说 “承畴虽有微功，然大节已亏，不足为训”，等于从官方层面给洪承畴定了 “汉奸” 的罪名。这种 “官方定性”，让洪承畴的骂名更加根深蒂固。
对比其他降清者：为何他们的骂名没洪承畴重？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洪承畴的骂名，不妨对比一下同时期的其他降清者，看看他们为何没被骂得这么惨：
1. 吴三桂：有 “冲冠一怒” 的诱因，后来反清挽回部分名声
吴三桂降清前是山海关总兵，虽然也是明朝重臣，但他降清有 “冲冠一怒为红颜”（陈圆圆被李自成部将抢走）的诱因，多少让人觉得 “有苦衷”。更重要的是，康熙十二年（1673 年），吴三桂发动 “三藩之乱”，打出 “反清复明” 的旗号，虽然最终失败，但让部分汉人觉得他 “有悔悟之心”，骂名自然比洪承畴轻。
2. 祖大寿：多次投降有 “无奈” 成分，降清后消极避战
祖大寿是明末的将领，曾多次与清军作战，第一次降清是因为锦州被围粮尽，第二次降清是松锦之战后被俘。他降清后，没有主动为清军效力，而是 “称病不出”，很少参与镇压明朝的战争。清廷也知道他 “心向明朝”，没有重用他，只是给了个虚职。这种 “消极降清” 的态度，让他的骂名相对较轻。
3. 钱谦益：有 “暗中复明” 的举动，文化成就掩盖部分骂名
钱谦益是东林党领袖，降清后虽然也担任过清朝的礼部侍郎，但他内心并不甘心。据《柳如是别传》记载，钱谦益降清后，曾多次暗中资助反清复明的势力，还与柳如是一起策划过 “反清” 活动。此外，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著有《初学集》《有学集》等著作，文化成就很高，部分文人因为欣赏他的才华，对他的降清行为相对宽容。
而洪承畴，既没有 “无奈” 的诱因，也没有 “悔悟” 的举动，更没有 “文化成就” 来掩盖骂名，反而主动为清朝 “灭明” 出力，自然成了 “众矢之的”。
结语：洪承畴的骂名，是士大夫 “气节观” 的牺牲品
洪承畴的骂名，骂的不仅是他的 “降清”，更是他对士大夫 “气节观” 的背叛。在明末清初的特殊时代，“降清” 或许有无奈、有苦衷，但洪承畴的 “高位降清”“虚伪降清”“主动灭明”，却触碰了士大夫的 “底线”—— 他们可以接受 “力竭而降”，却不能接受 “高位背叛”；可以接受 “被动降清”，却不能接受 “主动帮凶”；可以接受 “降清后沉默”，却不能接受 “背叛气节”。
三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再看洪承畴，或许会觉得他的选择有 “时代局限”—— 明末的腐败、崇祯的多疑，让很多官员对明朝失去信心；而清朝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但我们不能忽视，“气节” 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正是因为有了史可法、黄道周这样的 “忠烈”，有了对洪承畴这样 “叛徒” 的批判，才让 “忠君爱国” 的精神得以传承。
洪承畴的悲剧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名声，不是靠 “权力” 或 “富贵” 就能获得的，而是靠 “气节” 和 “操守” 赢得的。即便过了三百年，人们依然会记得那些 “杀身成仁” 的忠烈，也会记得那些 “背叛气节” 的叛徒。
最后，不妨问问大家：你觉得洪承畴的骂名 “冤” 吗？如果换成你，在明末的乱世中，会选择像史可法那样殉国，还是像洪承畴那样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