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曹汝霖来，许多人应该不会感到陌生。五四运动时，火烧赵家楼事件，就是学生们放火烧毁了曹汝霖在赵家楼胡同的住宅。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部分列强与日本事前签署了密约，协约国公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当时，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因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还有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称为“三大卖国贼”。
1919年6月10日，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销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五四”过后，曹汝霖先在医院躲了几天，后搬到北海团城（当时由京绥铁路局看管）暂住。曹在这里足不出户，每天以写字打发时光。
曹汝霖被免职时才42岁，此后他没再担任过政府要职，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雇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曹家还经常向人施舍棺木。
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落成并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用这20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后来新亨银行倒闭，医院所剩的几万元，改存汇业银行。汇业银行歇业后，又改存中南银行。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但曹汝霖不从医院拿任何薪水，只有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这就是他从医院得到的全部报酬。
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占华北后，曾想强占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钟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创建，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钟惠澜继任，他对钟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里，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
抗战爆发后，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在日伪政权任职。据说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但曹始终不为所动。后来，王克敏曾给他挂上“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给曹挂了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汉奸卖国活动。
敌伪组织还曾打算让曹汝霖出任粮食局伪职，他多少吸取了以前的一些教训，曾说：“日本人吃粮食不受限制，单管中国人，我怎么管，这不是找骂吗？”当时北平的老百姓多吃杂和面，一次，曹把用杂和面蒸的窝头带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对王克敏说：“这样的粮食怎么能让老百姓下咽。”王克敏听后拿起窝头就咬了一口，说：“这怎么不能吃！”日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对曹的不合作十分不满，曾指斥曹：“为什么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做什么打算？”
1945年抗战胜利，曹汝霖致电蒋介石祝贺，蒋复电对曹汝霖表示慰问，国民政府“官方”从未认定曹汝霖为汉奸。
解放战争时期，他从北平迁居上海，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曹汝霖前往台北。1950年，经香港赴日本，在东京等地居住，受到日本吉田茂等的庇护。1957年，曹汝霖迁居到美国，1966年，死于美国底特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