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后，张亨嘉以光禄寺卿充大学堂监督。有人问及中西学优劣，张亨嘉曰：“中国积弱至此，安有学？即有学，安敢与外人较优劣？假而甲午争朝鲜，一战而胜日；戊戌援胶州，再战而胜德。诸夷伎足东望，谓中国之盛由人才，人才出科举，欧美各邦将有效吾楷折八股而立中华学堂者矣！”愤激之辞，以诙谐出之，闻者莫不倾倒。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等维新党人提出“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尚未触及科举存废本身，已激起了士人们最强烈的反抗。如唐德刚所言，科举考试乃涉及“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和数以百万童生”的荣誉和进身之道，康有为考中进士不过数年，却企图将这一数以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将付诸东流，如今说取消就取消，这笔账又如何算？
果不其然，消息一传出，天下的读书人一个个激愤异常，口诛笔伐不算，据说直隶的一些士子甚至打算对康有为行刺，从肉体上消灭这个“名教罪人”。这样的结果，恐怕是康有为等人始料未及的。
1904年7月，清廷按常例举行甲辰科会试，由于次年宣布废除科举，因而此次科考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值得一记的是，这次殿试的前三名为：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珍、探花商衍鎏；最后一次的进士则有以下名人：谭延闿，三十五名；蒲殿俊，四十一名；陆光熙（陕西巡抚陆钟崎之子），六十二名；沈钧儒，七十五名；黄远庸，八十名；汤化龙，一〇八名；张其锽，一一二名。
就在同一年，日俄战争爆发，两个强盗在中国的大地上大打出手，主人却只能无奈又颇为无耻地高挂“免战牌”，宣布在这场令国人蒙受耻辱的战争里“严守中立”。无论谁是这场战争中的赢家，清廷这种夹起尾巴做人的“鸵鸟政策”都将令后人感到羞耻。
清末新政以后，各省普设新学堂，“时局多艰，储才为急”也成为朝中大员与各省疆吏们的共识。痛定思痛之下，旧科举的不合时宜及与新学堂的抵触显得格外鲜明，“东西各国富强之效，无不在于学堂”“设学堂必自废科目始”，科举制度也就此走到了终点。
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联衔会奏，以科举“阻碍学堂，妨碍人才”为由，“请宸独断，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诏书一纸，乡试、会试、科考、岁考一律停止，行之千年的科举制终于寿终正寝。
屡试不第的山西老举人刘大鹏虽早已放弃功名仕进，但他在听说废除科举已成事实后，仍旧有一种天崩地裂、万念俱灰的痛感。在10月17日的日记中，刘大鹏写道：“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唯所积之德庶可与天地相始终。但德不易积，非有实在功夫则不能也。日来凡出门，见人皆言科举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学堂成效未有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再阅数年又将变得何如，有可忧可惧之端。”
数日后，刘大鹏又写道：“昨日在县，人皆言科举一废，吾辈生路已绝，欲图他业以谋生，则又无业可托，将如之何？吾邑学堂业立三年，而诸生课业尚未曾废，乃于本月停止，而寒酸无生路矣。事已如此，无可挽回。”之后数月中，刘大鹏仍感慨万千，不能释怀：“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顷闻同人失馆者多，家有恒产尚不至于冻馁，若籍舌耕度岁者，处此变法之时，其将何以谋生乎？”
精神的幻灭尚在其次，失业导致的生计之压力才是最痛楚入肤的。科举再无复活之可能，已入仕的上层士绅固然无碍，那些有势力或有金钱者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资源抢占新学堂和留学带来的好处，唯独那些已从事举业而未成功、年龄偏大不易改行且家境困窘的童生、生员甚至举人，这些散居于农村的旧士绅，他们的利益受损又有谁来关心？
次年3月，刘大鹏听说昔日的旧友塾师因失业而陷入“仰屋而叹无米为炊”的窘境后，不免叹息：“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半月后，刘大鹏愤愤然写道：“当时弊政莫甚于卖官鬻爵，乃新政既行于今五年，依旧捐纳实官未曾停止，令人莫解。维新之家动曰除弊，卖官之弊何以不除耶？”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把士子们推向了时代的洪流，不管你是惶恐，还是哀怨，或者愤懑，这终究是不可改变的历史定数。所幸的是，清末新政的决策者们比当年的维新派要老练成熟许多，在废除科举的同时，清廷也及时采取了逐步替代的补救措施，以解决读书人的出路问题。
1906年，清廷颁布《举贡生员出路章程》六条，以广开门路，尽量安排原有的贡员、举人和生员，稳定上了年龄又难以接受新式学堂的那部分士人。另外，按《各学堂奖励章程》，朝廷对中学堂以上的各级毕业生分别奖与相应的科名，如通儒院毕业奖与翰林出身，大学堂毕业奖与进士出身，高等学堂毕业奖与举人出身，中学堂毕业奖与优拔等贡生。这些举措让那些士绅得到些许慰藉并机敏地停止了抵抗，转而积极投身于新学堂，以此来弥补他们在功名上的损失。
在张之洞、张百熙、荣庆等人的努力下，清廷于1904年制定近代第一个系统学制（因当年为癸卯年，亦称“癸卯学制”），在这个以日本模式为主的新教育体制中，全国学堂分为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其中基础教育分为三等七级，即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中等教育（中学堂）和高等教育（包括高等学堂、大学堂和通儒院）；职业教育则包括师范教育、实业教育和特别教育等。就内容层次而言，“癸卯学制”已非常接近现代社会的教育体系，这也是中国向近代转型的重要一步。
1905年12月，作为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学部正式成立，在传统六部之一的礼部被削弱的同时，学部执掌教育并将其职能大为扩充。新教育铺开后，其成效不可不谓显著，据宣统元年（1909年）《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中的数据，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总数为92169人，而5年之后，全国学堂已扩至52348所，学生增至1560270人，发展之速，可谓惊人。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中具体列出：1909年全国高等学堂学生4000余人，专门学堂学生2万余人，普通中学堂学生4万余人，实业师范学堂学生4万余人。以此计算，则中学堂以下学生占了大多数。
初级学堂及学生数量的激增，既与教育新政铺开未久相关，也与清廷颁布的《议定强迫教育办法十款》有莫大关系。“强迫教育”类同于现代的义务教育，该办法从劝导入手，要求各省会至少设蒙学堂100处，每堂至少50人；各州府县至少设40处，学童至少2000人；幼童最迟到10岁必须入学，如一年后尚有未入学者，按荒学律惩其父兄。
1909年6月，山东巡抚袁树勋专折上奏，请求朝廷对“行乞三十年，兴学三州县”的“义丐武训”进行表彰；1911年5月，江苏川沙厅已故职商杨斯盛因“倾产兴学”而被清廷下令“付史馆立传，并赠盐运史衔”。清廷的鼓励与提倡，无非是要在民间树立“兴学育才”的风气。
新教育以西学为先，张之洞也在《劝学篇》中极力称赞留学外国效果好，说“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十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而“留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以路近费省，文字易晓，西书多已删繁存要；中、日情势风俗相似，不难仿行”。在其影响下，时人出国留学的首选地便是日本，而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也在其中大力推动，并称愿为每年接纳200名学生前往日本提供便利。
1903年4月的《游学译编》（第六册）曾发表一篇妙文，其中谆谆开示：“当今科举，作为三届裁完。已中式之进士，须入大学堂卒业，然后选官……出洋学成，量与出身，已见明谕。宦达之路，利禄之路，学问之路，名誉之路胥于是乎在。我父老试思：与其以家居求之也，较之航洋求学者之进取为如何？夫得一秀才，得一举人，得一进士翰林，无论今日已作为废物……今出洋求学可得富贵名誉，较之一秀才、举人、进士、翰林不能必得，得之亦为幸，而又与学问无关系者，相去远矣。”
为解西学人才之匮乏，清廷积极推动官费留学、鼓励自费留学，对学成回国的留学生，经考核合格分别赐给进士、举人、贡生等相应出身，并在用人时予以优先任用。一时间，海外留学掀起热潮，而其中又以留学日本的为最多。
古有遣唐使，今有留日生。庚子年前，留日学生极少，1896年不过10余人，庚子年后也不过数百人，但1905年日本战胜老牌帝国沙俄与废除科举后，留日人数陡然激增，1905年及后两年均达到8000人，1906年甚至接近1万人，因人数增加过快，当年有3000多人无法正常入学（均为自费生）。由于日本的教育机构无法接纳潮涌般的中国学生，而留日速成生的质量颇有欠缺，学生间又有革命风潮，日本文部省后来颁布《取缔中国学生规则》，严格本土留学机构的招生及教育，加之清廷停派速成生等因素，1908年后留日学生锐减为4000人并渐趋下降，留学日本之热潮也就此降温。
日本的学问体系主要来自欧美，当时也有选择留学西洋的中国学生，但人数远不及日本。19世纪70年代，中国曾从福州船政学堂中选派部分毕业生前往英国学习海军，也曾选派了数批幼童前往美国留学，后因各种原因撤回。同一期间，在华教会曾选派了一些中国青年前往欧美留学，但人数不多。19世纪80年代后，李鸿章选派段祺瑞等4人前往德国学习陆军（荫昌比之更早），人数更为有限。直至清末新政，清廷和各省均选派了一些留学生前往英、法、德、俄、比等国学习，人数有所扩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1908年后将庚子退款用于资助中国选派的留美学生，平均每年60名。为此，在北京西郊清华园还设立了游学肄业馆（后改名清华学堂，即清华大学前身），专门负责选派赴美留学生。民国后，此制度并未因清朝覆亡而终止，庚款留学（留美、留英等）在二三十年后结出硕果，民国的很多大师如胡适等均出自于此。
实事求是地说，留学欧美的人数虽少，但质量却远高于留日学生。郭廷以在《近代中国史纲》中指出，留日学生中“已入学者半数为各省公费生，习师范、政治速成科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科者百分之三十，入高等、专门学堂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百分之一”。比较而言，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大都完成了大学教育，其中拿到博士学位的不乏其人（如施肇基、陈锦涛等），而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虽然人数众多，但博士却寥寥无几。
1905年6月，学部举行首次游学毕业生考试，通过者分别授予进士和举人功名。据本次高中的曹汝霖回忆，学部尚书张百熙“以学者从政，罗致人才，尤重视留学生，特议考试留学生，以备任用。第一次应试者，只有十四人，西洋留学生，无一应试。第二次人即多了，西洋学生应试者亦多，颜惠庆等即是第二次应试者。考试留学生分两次，第一次在学务处，及格者再行保和殿试……此次学务处考试，即等于会试，由于晦若（式枚）、王书衡（式通）两先生监试，特别优待，中午备席（第二次即没有这样优待）。试题为一论一策，皆关于新政，惜不能记忆，试后一榜皆及第”。
曹汝霖忘记的题目分别为“楚庄王日训国人申军实论”及“两国交战，局外之国不得干预，谓之局外中立。局外中立国与交战国之间其权利义务若何？试据学理，并参各国成例评论之”。前者为传统题，后者为新学。
曹汝霖对考试过程记忆犹新：“越数日，即行殿试，悉循科举制，黎明应考者即集左角门，各携考试用具，并掮一可折的矮几。点名后入保和殿，殿铺藏毡，将矮几展开，席地而坐。有顷，监试大臣二人入场。少顷，钦派阅卷大臣三人，手捧钦命试题同试卷，分各生每人一份。分发毕，阅卷大臣即退，只留监试大臣……午膳各带点心。到申刻，监试大臣即说，快交卷了，不能继烛。有的早已交卷。越二日发黄榜，张于左角门外，一榜尽赐及第，唯分一等为进士，二等为举人。”
考试结束后，曹汝霖等人经引见后授职：“一等者授翰林检讨、主事、内阁中书，二等者授七品小京官、县知事。吏部定日引见，在颐和园仁寿殿，御案移近殿门，引见者站在陛下，上下都能看见，每人高声自背履历，慈禧太后坐中间，光绪皇帝坐于左侧。揣引见用意，要观其容，听其声，察其举止而已……那次引见，共十四人，由吏部员司引导列为一排，第一为金邦平，第二为唐宝锷，余排在第三，只听得金君朗背，金某年几岁，戛然而止，唐即接背广东香山人……余授职主事，归商部候补，主事六品奏任官。”
曹汝霖毕业于东京法学院，卒业于早稻田大学政经科的陆宗舆也参加了此次考试，被奖予举人出身，以内阁中书用。后来的同道中人撰有《日本游学指南》，影响颇大的章宗祥则先是留学于东京帝国大学，后获明治大学法学士学位，回国后虽未参加留学生考试，但被特赐进士出身。在科举制被废弃之后，新的进身之路却假借传统的功名重新复活，只是规模已远不能与之前的科考相比，像在清末官场崛起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无疑是其中的获益者。
被曹汝霖在回忆录中点名的颜惠庆参加了第二次的游学生考试。据其回忆，当时的主考官为唐绍仪，副考官为严复与詹天佑。严复为当年选派留英学习海军的福州船政生，而唐绍仪、詹天佑均为当年的留美幼童，后者系耶鲁大学毕业。
这次考试中，耶鲁大学博士陈锦涛名列第一，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的颜惠庆列第二，其弟颜德庆（毕业于利哈伊大学）列第四，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施肇基列第五，前十名均被授予进士出身，且大多为美国大学毕业。其余40多人，名列二等，均授予举人出身，其中多为留日学生。与曹汝霖这批活跃于官场的留日生相比，颜惠庆这批人大多活跃于外交界。
这次考试尚有一花絮，当时名列前十的有两位牙医，其中一位本职为内科医生，牙科只是其副业，而另一位则是单纯的牙医。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认为，进士头衔只能授予读书人，像牙医这样的方术之士根本没有资格跻身此列。因此，前者获得进士出身尚可，后者只能屈居二等，授予举人头衔。
对此，旧士绅们大为不满。《国乘备闻》中记载了这么一段：“王闿运晚年被荐，特旨授检讨，已七十余矣，时科举早废，游学生返国试高等，有牙科进士亦同时授馆职，王闿运因撰联自嘲云：‘愧无齿录称前辈，幸有牙科步后尘！’”言谈之中，对此等新科考颇有鄙视。
蒋梦麟也曾说过这样一个“笑话”，有一次他与陈独秀谈天说到秀才，陈独秀是秀才，蒋梦麟也是个秀才。陈独秀问蒋梦麟：“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蒋梦麟说：“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陈独秀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蒋梦麟听说后便向陈独秀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你这个‘八股秀才’的确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原来，鼎革之际的清末秀才也分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另一种是庚子年后科举考试废除八股改考策论时进的秀才，称为“策论秀才”。后者因偏于洋务西学，古典根基不如前者，因而常被人认为学问不够，蒋梦麟所记载的虽系笑话，却也非凭空杜撰。
（摘自《晚清原来是这样》 金满楼/著 现代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