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的一天，我忽然接到司令部通信科的紧急报告：分区电台区队长刘长生携带密码潜逃投敌！
刘长生对军区及我们全分区电台的呼号、频率，甚至密码等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
这样的机要人员投敌，在我们分区是从来没有过的，敌人得到这个败类，肯定会欣喜若狂。
我异常愤怒，当即命令通信科：立即更换全分区电台密码，并向军区报告。
同时，迅速查明刘长生投敌的原因。
少顷，我又交待秘书陈子瑞：
"赶快通知锄奸科长杨德才，叫他马上来见我！"
杨德才同志来了。
我劈头就问：
"杨德才，你知道电台区队长刘长生出了问题吗？"
"不知道。"
杨德才同志惊讶地摇摇头说。
"他叛变投敌，把电台密码拿走了！你们要立即想办法，通过内线了解刘长生现在的情况，采取措施！"
杨德才同志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急忙跑回去布置。
早在这以前，我就对杨德才和敌工科长刘原亮交待过：你们应该派些人打到敌人内部去了解情况。
他们曾挑选了几个同志去执行这个特殊任务，有一位同志还打入保定皇协军的司令部，搞出来不少情报。
此外，在敌人所占据的城镇内外，还有我们不少情报站。
现在也都在协助进行这一工作。
很快，通信科就把刘长生投敌的原因查明了。
抗日战争进入艰苦岁月之后，我们队伍里也有个别目光短浅的人，对抗战前途悲观，转而寻求个人的安乐去了。
刘长生就是这样的人。他迷上了一个政治面目不清的年轻女人，组织上不批准他结婚，他怀恨在心，竟然背叛革命，和那个女人一起逃离分区，到保定城投敌。
几天后，杨德才同志把刘长生投敌后的情况摸清了：刘长生进保定后，敌人果然如获至宝，又是宴请，又是奖赏，还把他送到石家庄去会见日军特高课特务头子。
喧闹一阵后，敌人便开始利用这条走狗。
他们把刘长生派到易县城汉奸头子赵玉昆那里，让他来破坏我们的通讯联络。
现在刘长生正协助敌人搞一个侦听电台，一星期内就可以使用。
"你们立即派人去，把刘长生给我抓回来！"
我对杨德才同志说。
"把他干掉比较容易，活着弄回来有些困难。"
杨德才同志说，"敌人对他可是严加保护的。"
我告诉杨德才同志，刘长生叛变投敌，已经造成极坏影响。
这种人不是一般的叛徒，是重要的机要人员，一定要千方百计把他活着弄回来，要枪毙也得等抓回来审判后再执行，这有利于消除恶劣影响，对叛徒、汉奸、特务们更是一个有力的打击。
杨德才同志严肃地点了点头，说：
"司令员，就这么办！我回去和大家研究一下，一定想方设法完成任务。"
"要快。"
"是。"
下午，杨德才同志又来找我了：
"司令员，我们准备派宁亚川去完成这个任务。"
"宁亚川？好！就派他去。"
我马上想起一张粗犷、淳朴而又机警的笑脸。
我是在一个令人难堪的场合里和宁亚川同志认识的。
那是一九三九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我带着警卫员在驻地周围走着，忽然听到一家老乡的菜园里传来姑娘的叫声：
"没羞，真没羞，当八路军还拔人家的大葱！"
我吃一惊，连忙赶去。
在苍茫的暮色里，看见一个穿军装的高个子慌慌张张地把什么东西往地上一丢，就要跑。
"回来！"
我声音不大，却很严厉。
高个子收住脚步，转身低着头，象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慢慢吞吞地向我走来。
他就是分区工兵连的宁亚川同志。
河北涞水县北郭村人，曾在杂牌军队里当过工兵，参加八路军后，一心抗日，作战勇敢，完成任务坚决，但也带有旧军队的习气：好喝酒，爱顺手从老乡地里拔个萝卜或者扯根大葱来下酒。
为此，他也经常挨批评作检讨。
不过，自从那次拔大葱被我撞见后，宁亚川同志确实是痛下决心，改正了错误，再也没听说他违犯群众纪律，酒也喝得少了。
一九四 O 年"五卅运动大会"上，宁亚川同志参加了表演，他那出色的工兵技术，使大家赞不绝口。
不久，部队参加"百团大战"，我特地点名叫他去炸漕河铁桥。
宁亚川同志高兴得很，背着炸药、导火索去了，把那座铁桥炸断不算，还叫日军的一列大车栽入河里。
回来之后，宁亚川同志立了个功，胸前挂上用漂白布包着铜板做的奖章，兴奋极了。
半年前，我们准备过春节，宁亚川同志又接受了分区锄奸科交给的秘密任务，化装潜入日军设在徐水县大王店的反共宣抚班。
这个"反共班"，说来很不简单，颇有些能量。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为了对付八路军，破坏我们根据地，在华北设立了各种各样的汉奸、特务班子。
设在大王店的这个反共宣抚班，就是经日军训练过的"鹰犬"，专门从事策反、搜集情报等工作。
有一个时期，我们队伍中逃跑、失踪的事件时有发生。
一查，原来是设在我们根据地大门口的这个反共宣抚班作的祟。
地方政府部门和人民群众也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写信，控诉这帮坏家伙网罗我们队伍中的叛徒、变节分子，残酷地搜捕、杀害我方人员和在敌占区里的抗属以及带领日军到根据地来"扫荡"等罪恶行径。
他们要求我们端掉这个黑窝。
我们答应了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先派专人在地方干部配合下，把大王店敌据点的情况了解清楚，然后开会专门研究搞掉大王店反共宣抚班的问题。
据调查，大王店据点中最坏、民愤最大的有那么十个人，他们是反共宣抚班的骨干。
接着，锄奸科又在大王店找到了两个"关系"。
一个叫金老林，是维持会长，另一个叫刘宝仁，是开明绅士，打算派个人通过金老林和刘宝仁打进宣抚班，瞅准机会，用烈性炸药把那群坏家伙全炸掉。
这样，我们就可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但这需要有一个既懂工兵技术又胆大心细的同志。
派谁去呢？
锄奸科长杨德才和组织科长黄连秋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工兵连的宁亚川同志。
我和政治部主任罗元发亲自找宁亚川同志谈了话。
我向宁亚川同志讲清了这个任务的危险性和艰巨性，并说明完成这一任务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重要意义。
罗元发主任对宁亚川同志说：
"我相信你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但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司令员，罗主任，你们放心！不把这些坏蛋搞掉，我不回来见你们！"
宁亚川同志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接着，锄奸科长杨德才与宁亚川同志又详细研究了打入大王店反共宣抚班的行动计划。
他们商定：让宁亚川同志伪装投敌，设法将烈性炸药带进大王店据点。
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科长杨德才给了宁亚川同志一支崭新的三八大盖，说：
"投敌总得象个样儿，带上它吧。"
"可惜喽！缴这么一支枪不容易啊！"
宁亚川同志叹息道，不过还是带上它了。
此外，他还从敌占区弄来四个特制的点心盒子，其中有一盒装着从日军手里缴来的烈性炸药，让锄奸科随后派万一和孙玖龄送往大王店金老林家存放备用，因为金家在大王店开着点心铺。
这时，锄奸科为了配合这次行动，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已经把大王店据点里的金老林和刘宝仁两人完全争取过来了。
那天，宁亚川同志背着三八大盖到据点里投了"诚"。
宁亚川同志打进宣抚班之后，通过吃吃喝喝，很快与那十个坏家伙交上了朋友。
每次打交道，钱都是由宁亚川同志掏。
特务们还以为他是由于贪污而逃离八路军的，肯定身上带了不少钱，所以也乐得捞他些油水。
除夕那天，宁亚川同志更为慷慨，买了许多好酒好菜，连同那四个点心盒子一起提回了据点。
当夜，大王店汉奸特务喝得烂醉如泥，躺在炕上呼呼大睡。
宁亚川同志趁机把装着烈性炸药的点心盒子放到炕洞里，安好引爆装置，然后带着自己那支三八大盖溜出炮楼。
"轰隆"一声巨响，反共宣抚班全部报销。
宁亚川同志安全返回一分区，在大年初一的清晨，他向我报告了胜利的消息。
从那以后，宁亚川同志名义上是分区工兵连的排长，实际上已经秘密地调到了分区锄奸科工作。
现在，冒险深入敌巢生擒叛徒的重任，又落到他肩上。
我深知，这次任务危险性更大，宁亚川同志要有牺牲的准备。
我再次找他谈话。
宁亚川同志进来了。
他听我说了刘长生投敌后的丑恶表演，恨得直咬牙，说：
"司令员，让我去把叛徒干掉！"
我说：
"宁亚川同志，这次任务，比以往你完成的任何任务都艰巨、危险得多！
我们要求你的，不是干掉他，而是在敌人的新电台未使用之前，把他活捉回来。
这样，我们除了可以挽回不良影响，打击汉奸和投敌分子外，还可以从他口中了解到一些敌人的情况。
希望你能圆满地完成这项任务。你有什么要求，家里有什么事要交待，请尽管讲"。
宁亚川同志目光坚定地注视着我，轻声地说：
"司令员！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家里很好，没什么事，只有一个请求；给我一支好手枪，关键时刻打得响就行！"
"好吧！给你一支好手枪。"
我激动地说，"亚川同志，祝你胜利归来！当然，在困难重重、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安全脱身，也可以把叛徒干掉，我们会派人接应你"。
分区直属队党总支书记陈亚夫按我的指示，从总务科里取出一支八音子手枪，交给宁亚川同志。
锄奸科长杨德才又与宁亚川同志详细研究了打入易县城的有关问题。
夜，月色朦胧，初夏的爽风送来一阵阵泥土的香味。
宁亚川同志要出发了。
我特地赶到政治部驻地岭东来为他送行。
宁亚川同志已经脱下了八路军军装，身着便衣，腰间掖着八音子手枪。
我和罗元发主任、杨德才科长依次与他握手道别。
我叮嘱他：
"宁亚川同志，大胆，谨慎！"
他点点头，转身走了。
我望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当年的荆轲在此燕赵之地慷慨悲歌，告别易水的情景，心里不由感慨万千。
我对杨德才同志说：
"万一宁亚川同志牺牲了，他的家庭由政治部特别抚恤。"
说完，我定睛一望，宁亚川同志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夜色之中。
送别宁亚川同志，我心潮难平，夜不成眠。
我想，几年来，我们的斗争虽然取得很多胜利，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们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好的，立场坚定，作战勇敢，出现了许许多多象邓南风、胡尚义和宁亚川同志这样的英雄。
但也有极个别败类，脱离革命阵营，甚至投敌叛变。
这里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客观上，有敌人的策反、渗透、腐蚀，斗争艰苦，主观上，有的干部居功骄傲，或者思想意识不健康，或者对抗战胜利缺乏信心，又不认真学习，便动摇了，甚至走向了反面。
除了刚刚发生的刘长生叛逃事件外，一九四○年我们还发生过一个严重事件———分区侦察科长袁彪带人逃亡，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那一回，我们正在岭东开党代会。
袁彪以外出"侦察"为名，蒙骗了一支队参谋长、侦察股股长罗昭辉和支队侦察连连长，带着几个地方情报员，在雨夜里突然向保定方向窜去。
接到报告，我立即命令作战科长胡克仁采取紧急措施，通知在保定郊区活动的一团、三团、二十团的侦察连和保（定）满（城）支队全部换上便衣，马上封锁保定西关和保定外围及满城一带，非把袁彪等人截住不可。
四五天后，支队参谋长、罗昭辉和侦察连长忽然被保定附近一个情报站的同志及当地民兵五花大绑送回来了。
袁彪当着我们的面"义愤填膺"地骂道：
"这三个家伙竟想叛变投敌，真是混蛋透顶，我把他们押回来了。"
袁彪等人都被隔离审查。
事情的真相很快就查清了。
策划这个逃跑事件的正是袁彪自己。
这个人思想意识很坏，闹名誉，闹地位，达不到目的，就暗中拉拢一些人，想脱离共产党、八路军，由他领头在保定附近搞一支独立武装。
他利用其他三个干部对没有得到较快的提升有不满情绪，就煽动他们，说在这里横竖得不到重用，不如跑出去自己干。
那三个人被说动了心，竟带上武器跟他走了。
他们跑到保定附近，看到我们派去的人把保定外围都控制住了，既进不了城，又难以招兵买马另立山头，就为出路问题发生争吵。
支队参谋长和侦察连长发觉上了袁彪的当，后悔莫及，吵着要回分区。
袁彪执意不回，罗昭辉则极力支持他。
袁彪早已暗地参加了"青帮"，此刻见势不妙，为了嫁祸于人，开脱自己，竟心生毒计，反将支队参谋长、罗昭辉和侦察连长三人绑送分区，岂料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一手不但没有骗过我们，反而加重了他的罪行。
我们把袁彪事件报告晋察冀军区，军区政治部认为袁彪等四人逃亡，属于叛变行为，应该处决。
我心情十分沉重，袁彪等四人都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他们由闹名誉、地位到聚众逃亡，虽然投敌未遂，但影响极为恶劣。
在强调一心抗日的形势下，军区政治部要处决他们，也可以理解。
我既痛恨他们的行为，又为他们深感惋惜：在艰苦的长征路上，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雪山草地等绝境，他们没有逃跑，也没有中弹倒下，而是和我们一起冲杀过来了。
可是今天，他们却被个人主义思想胀昏了头，堕落到这个地步，以致于将要倒在我们自己的枪口下。
考虑到支队参谋长与侦察连长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在发现上了当之后能要求重返部队，而且他俩在过去的斗争中，都表现得很出色。
支队参谋长是突破乌江金榜题名的英雄，侦察连长作战勇敢。
所以，我向上级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不处决他俩，只撤消职务，开除党籍。
至于袁彪与罗昭辉虽然罪重，但念其过去有一些功劳，似可免其一死，让他们在今后斗争中改造自己，立功赎罪。
后来，军区政治部同意不处决支队参谋长与侦察连长，但为严肃党纪、军纪，仍将袁彪与罗昭辉审判、处决。
在党代会上，我就袁彪事件，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主要是对干部教育不够。
我痛心地流下了眼泪。
我希望我们的干部，特别是红军干部要以袁彪事件为戒，不能躺在功劳簿上向党伸手，不能闹名誉、地位，不能无组织无纪律，闹独立性；
要警惕敌人的影响，要加强学习，站稳立场，革命到底。
后来，那个参谋长和侦察连长吸取了教训，改造了自己，表现很好，在对敌斗争中，又重新入了党。
袁彪事件后，我们进行了政治整军，加强了对干部的政治教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可是，如今刘长生叛逃的事再一次告诉我：
斗争道路是曲折的，不能指望进行一次或几次教育，就能一劳永逸，敌人无时不在对我们搞策反。
我们的干部要时刻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关键时刻就会失足，甚至堕落成叛徒。
宁亚川同志已经走了四天，仍然音信全无。
我暗自替他担忧。
第五天，杨德才同志忧心忡忡地告诉我：
据了解，宁亚川同志已经进了易县城，而且见到了汉奸头子赵玉昆，此后就失去踪迹，连我们的"内线"也不知他的去向。
而叛徒刘长生却已经穿上伪军军官服装，在随从的护卫下，在易县城大摇大摆地出入。
莫非宁亚川同志被狡猾的赵玉昆识破，遭到了不幸？
我们都很不安。
我要杨德才同志赶紧考虑新的方案，准备派人进城营救宁亚川同志，如果宁亚川同志牺牲了，就设法把他的遗体弄回来。
同时，对叛徒刘长生要尽快制裁。
没想到，第六天清晨，我忽然接到龙华支队的报告：
叛徒刘长生已被宁亚川同志生擒，于凌晨四时左右押送到奇峰口，现在准备送往分区！
意外的喜讯，驱散了我们心上的阴云。
本来，为了保密，分区机关里只有极少人知道宁亚川同志去执行这个任务。
现在，宁亚川同志即将押送叛徒返回分区的惊人消息，象风一样地传开了。
同志们啧啧赞叹：
"宁亚川，英雄啊！"
"咱们一分区可真出能人了！"
我按捺不住兴奋，对罗元发和杨德才同志说：
"宁亚川同志回来后，给他记一大功！"
宁亚川同志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分区。
虽然他只出去了六天，可是却明显消瘦了，两眼布满血丝。
只身深入虎穴，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回来，他却毫无炫耀之心，只是略带倦意，笑着与同志们握手。
我搂住他的肩膀，把他拥进办公室。
他喝了口水，简单地汇报了情况。
宁亚川同志过去在杂牌部队里当工兵时，曾随大流参加过封建会道门组织"青帮"。
此次他进入易县城后，就是利用这个旧关系，以"贪污公款被追查而逃离一分区"为名，千方百计与汉奸头子赵玉昆接上了头。
在极短的时间里，宁亚川同志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干掉了与赵玉昆争权夺利的翟大牙和张麻子两个汉奸。
赵玉昆喜出望外，立即与宁亚川同志拜上了把兄弟，对他深信不疑，准备予以重用。
在赵玉昆司令部里，宁亚川同志和刘长生相会了。
刘长生只知宁亚川同志是分区工兵连的排长，却不知他暗中早已成了锄奸科干事，更没想到他此行是专来擒拿自己的，因为宁亚川同志已成了赵玉昆的"红人"、把兄弟，这是谁都不敢得罪的。
宁亚川同志又把"贪污"来的公款分了一些给刘长生，刘长生自然千恩万谢，自认为是"他乡遇故知"了。
就在宁亚川同志进城的第五天下午，宁亚川同志请赵玉昆来吃饭，特地把刘长生也请来。
吃完饭，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赵玉昆告辞回家了。
初夏的天气，也开始热起来了。
刘长生吃酒出了一身大汗，宁亚川同志便邀他去西关澡塘洗澡，洗完澡，已是黄昏时分，宁亚川同志故作亲热地与刘长生散步，互诉衷肠，将其诱到城外西北方向的店北车站。
刘长生看天色已黑，行人稀少，忽然想起这一带常有我军侦察员活动，心里害怕，猛地收住脚步不走了。
刘长生吃酒出了一身大汗，宁亚川同志便邀他去西关澡塘洗澡，洗完澡，已是黄昏时分，宁亚川同志故作亲热地与刘长生散步，互诉衷肠，将其诱到城外西北方向的店北车站。
刘长生看天色已黑，行人稀少，忽然想起这一带常有我军侦察员活动，心里害怕，猛地收住脚步不走了。
这时，宁亚川同志从腰间拔出八音子手枪，压低嗓子厉声说：
"伙计！司令员派我来请你回去！"
刘长生一下子吓呆了，颤抖着声音说：
"宁……宁兄！你可别……别开玩笑！"
"不开玩笑！老老实实跟我回去见司令员。不回去，我只好把你打死在这里了！"
宁亚川同志说着，微微抬高了枪口，对准刘长生的胸脯。
刘长生险些瘫软在地。
少顷，他绝望地叹了口气，声音微弱地说：
"我有罪，回去恐怕也活不了。"
宁亚川同志义正辞严地说：
"只要你回去低头认罪，我在司令员面前保你留一条活命！"
刘长生听了，无可奈何地低下了头，但仍左看右看。
宁亚川同志心知夜长梦多，此地不可久留，说声："走吧！"
便一手提着枪，一手紧抓着刘长生的手腕，快步来到城外一个秘密联络点。
那里的同志协助宁亚川将刘长生弄上了一辆马车，星夜送往龙华支队，然后再押送回分区。
听完宁亚川同志的汇报，我命令将叛徒刘长生押来见我。
刘长生进来了。
当他被揭去蒙眼布，见到我时，惊恐万状，浑身颤抖。
我厉声道：
"刘长生！你背叛了党，背叛了革命，背叛了人民，认贼作父，叛逃投敌，按你的罪行，我们完全可以枪毙你！"
刘长生一阵颤抖，跌坐在地上。
我接着说：
"不过，只要你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们可以考虑免你一死，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宁亚川同志曾答应过你，如果你能回来，可以给你留一条活路。我们是说到做到的！"
刘长生呆住了。
我们确实没有枪毙刘长生，只是在对他进行了彻底的审问之后，派人把他押送到军区。
后来听说，军区又把他押送到延安去了。
分区将宁亚川同志的事迹和刘长生的罪行向全区干部战上公开宣布，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
宁亚川同志立了大功，那支八音子手枪，经我批准，奖给他使用。
可是事隔不久，宁亚川同志却犯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几乎招来杀身之祸。
那是在敌人对我一分区疯狂"扫荡"的时候，锄奸科长杨德才带着宁亚川等同志随三团行动。
有一天，他们中途休息，忽然遭到敌机猛烈轰炸。
有一颗炸弹从空中落下，正巧落在三团团长肖应棠、政委王平民和杨德才、宁亚川的附近。
所幸那炸弹插入藏粮食的松软的土坑里，居然没有爆炸。
宁亚川同志对杨德才说：
"科长，我去看看，想办法把它起出来，说不定还能用。"
杨德才同志点点头，要他小心谨慎。
宁亚川同志爬过去，凭借自己熟练的工兵技术，将炸弹起出来，进行了改装。
同志们欢天喜地，都说应该把这枚炸弹送回到日军那里，让敌人尝尝自己制造的杀人武器的滋味。
宁亚川同志便将这颗重二十来斤的炸弹背在身上，在反"扫荡"中跑了三天，最后因为背在身上太沉，行动不便，才挖了个坑，将炸弹埋藏起来了。
不久，反"扫荡"结束，他又把炸弹挖出来，带回了分区，准备设法去炸保定日军弹药库，并开始了积极的活动。
不料有一天，杨德才同志却神色惊慌地来找我，说：
"司令员，宁亚川出事了，他把一个姑娘杀了！"
我吃了一惊，连忙询问根由。
原来，锄奸科通过各种途径，在地方上找到了一个"关系"。
有个姑娘，其父在保定城里当汉奸，与日军弹药库的人熟悉。
宁亚川同志根据科长的指示，与这个姑娘进行过多次接触，做通了她的工作，姑娘答应通过自己当伪军的哥哥，把宁亚川同志带
去炸弹药库。
可是两天后，姑娘突然变了卦，不干了。
宁亚川同志又气又急，说：
"我们把什么秘密都告诉你了，你又不干了，我可饶不了你！"
姑娘与他争吵起来，并要跑，宁亚川同志怕她张扬出去，就把她杀了。
事后，宁亚川同志自知闯下大祸，懊悔莫及，连忙跑来找杨德才自首，说：
"科长，请你报告司令员，我犯了严重错误！我杀了那个女的，我怕她暴露秘密，所以才……"
说着，知罪地把他那支八音子手枪放在桌上。
杨德才同志一听，急忙向我报告。
想不到宁亚川这个胆大心细的英雄，竟也有鲁莽从事不讲政策的时候。
我把他叫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自然，宁亚川同志是噙着眼泪，要求给予严厉处分的。
可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地方上有人告了状，群众也反映强烈，分区内部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
有的认为宁亚川犯了群众纪律，应该给予严厉处分；
有的主张，杀人偿命，应该枪毙！
我下令将宁亚川禁闭，一方面向军区聂司令员报告，一方面向地方有关方面赔礼道歉，还派人到死者家里做善后工作。
在宁亚川犯错误的情况下，还要不要按原先的计划，炸毁保定日军的弹药库呢？
我对杨德才同志说：
"该炸还是要炸。保定日军疯狂得很，炸它一下很有必要。
宁亚川不能去了，可以叫他把炸弹搞好，另外派人送去，目标也不一定局限在弹药库。"
杨德才同志决定炸保定日军的电影院或戏院。他从地方上找到了一位叫刘长贵的侦察员，又叫正在反省的宁亚川将那颗炸弹安上
可以引爆的装置。
刘长贵同志也胆大得出奇，他买好三瓶老白干，连同那颗炸弹一起装进褡裢里，扮作赶集的农民，背起褡裢进了保定城。
随后，通过保定戏院里的内部关系，他买到了一张主要供日军观看的戏票，巧妙地把褡裢带进了戏院，乘人不多的时候，放到
了"军警席"的座位底下，然后悄悄地溜了出来。
他刚走到西关，就听戏院里轰然一声巨响，惊叫声、跑步声响成一片。
正在看戏的日军被炸得死的死，伤的伤。
保定日军最高指挥官十分震惊，可又捉拿不到爆破者，他们便怀疑是下面几个汉奸干的。
因为这几个汉奸，都是从根据地逃过去的叛徒，他们并不十分信任。
最后，这几个叛徒全都被砍了头，脑袋挂在城门上示众。
想不到宁亚川同志捡来的这颗炸弹不但还给了日军，炸得他们血肉横飞，而且还除掉了好几个叛徒，实在是一举两得，大快人心。
几天后，聂司令员对宁亚川的事作了批复。
聂司令员指出，宁亚川曾立有大功，这一回，事出有因，不能杀，但要对他进行教育、处分，并且向地方同志和群众作解释、说
服工作。
我们按聂司令员的指示办，很顺利地处理好了这个问题。
宁亚川受到了留党察看处分。
后来，他吸取了教训，进步很快，担任了营长，指挥部队打了许多漂亮仗。
后来，宁亚川同志负伤转到地方工作，在十年动乱中，反被诬蔑为"汉奸"、"特务"，惨遭迫害至死。
粉碎"四人帮"后，宁亚川同志得到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