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发生在河北滦县的“杨三姐告状”一案，最初就是一起普通刑事案件。但因杀人主犯高占英行贿掩盖真相，县官贪赃枉法，高占英得以逍遥法外。由此引发死者妹妹杨三娥（杨三姐）越级上告，直至惊动了直隶省会天津高等检察厅。事件结果未定期间，又被编成评剧上演，最终迫于舆论压力，经直隶高等审判厅判决，处死了杀人凶犯高占英，为杨三姐报了血海冤仇。
杨三姐告状的故事，已经在舞台上流传了一百多年，甚至成了传统剧目。剧中村女杨三姐成了时代传奇，剧中审案的“杨厅长”自然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
（杨以德）
有关杨三姐的传奇故事，人们大都知晓。那么，真实的杨厅长是个咋样的人物，他在民国后来的结局如何呢?
杨厅长真名叫杨以德，绰号杨梆子，祖籍山东，在天津长大，是一个落魄盐商后裔。
杨以德原名叫杨以俭。年幼时家道中落，生计艰难，曾就食于盐商杨绍溪家，担任守夜打更等杂务。因为当时守夜打更须敲梆子警示各户，所以后来人们在背后以“杨梆子”的绰号来称呼他。
1902年，杨以德经朋友介绍在老龙头车站（今天津东站）当检票员。他利用在车站与官场人物交往的机会，结识了天津北段警察总办曹嘉祥。由于杨以德机敏会来事儿，被这位曹总办相中，把他推荐到侦探处任侦探员。
义和团事件之后，天津一带贼盗蜂起，社会治安不太安宁。民间有一出名惯盗张三立，作案多起从未破案，官府感到很是棘手。杨以德当了侦探之后，一心想出人头地，对于抓贼立功更是跃跃欲试。
清末天津的警察机构，虽说是洋人办的，其实继承的是清代捕快的旧业。警察大都是天津本地人，熟门熟路，有的警察跟黑社会明来暗往，关系密切，所以，这些人破案有道。
张三立是当时京津一带有名的飞贼，百姓私下传说此人飞檐走壁如履平地，如果不是后来燕子李三的崛起，恐怕最有名的飞贼非他莫属。
张三立专门偷盗城里富户家钱财，而且每次均不失手，也从来没被人发现过。对于他的相貌，更是无人知晓。杨以德立功心切，心想，如果能够将张三立抓住，自己出头的机会就来了。
为此，从当上侦探起，杨以德就开始细心访查。根据线人的密报，杨以德获悉：张三立作案后，常会在几个当铺中典当出货、换取金银，而且对于典当价格从来不计较，因此几个当铺也从中牟利。
得知这些详情后，杨以德找到这几家当铺的掌柜，软硬兼施，让掌柜的同意与他合作。
一天清晨，一个大户人家向侦探处报案说昨晚家中被盗，并提供了被盗金饰品的特征。杨以德也不怠慢，立刻派人暗地通知几家当铺，如果有人典当，一定拖延时间赶快报案。
但一天两天过去了，还是不见动静，杨以德手下的几名捕快心中起急，倒是杨以德沉得住气，每天换上便衣出去散心。第三天傍晚，杨以德突然回到侦探处，让手下人准备好绳子、手枪，准备出发。不大一会儿，一个当铺的小伙计匆匆跑进来，在杨以德耳边耳语几句转身离去。杨以德立即带人展开行动。
仁义当铺的柜台下站立着一个年轻人，身材瘦小而精干，两眼不时警觉地扫视四周。他一边催促柜台赶紧给钱，一边观察门口动静。就在掌柜的将当票和现银递到这年轻人手上时，一支枪口顶住了年轻人的后腰。
“张三立，你把我们哥们想坏了，跟我们走一趟吧！”杨以德没等年轻人反应过来，就让人用几道绳索将其捆了个结结实实。
“杨梆子把张三立逮着了！”
张三立让一个敲梆子的新警察给逮了？“杨梆子行啊！”
一时之间，杨以德成了天津街头议论的中心。
杨以德擒获了一个别人都拿不到的惯盗，不仅让当时的天津海关道唐绍仪感到吃惊，也惊动了唐的上司袁世凯。
杨以德智擒飞贼的消息余温未退，将飞贼收降招安的新闻又冒了出来，立时又轰动了天津。天津海关道唐绍仪知道后马上转报了时任朝廷练兵处会办大臣的袁世凯。
袁世凯觉得杨以德是个人才，就传杨以德进京见面。
袁世凯问：“你有什么功名?”杨回答：“没有。”
袁世凯皱皱眉头说：“你没有功名底子，我怎么保你做官?”杨以德灵机一动，说：“家兄捐过一个同知衔，名叫杨以德。”袁世凯便说：“那么你就借用过来，改名杨以德就是了。”由此，杨以俭就变成了杨以德。
后来经袁世凯保奏，杨以德即以知府任用，开始了他的仕途。
而后，杨以德凭借不懈努力和左右逢迎，步步高升。1906年被任命为探访局总办，后来出任直隶警务处处长兼天津警察厅厅长，摇身成了天津乃至直隶警察系统的头面人物。
当年袁世凯为帮助段芝贵谋取黑龙江巡抚一职，贿赂庆王爷的儿子载振，给他娶了津门当红艺妓杨翠喜。结果东窗事发，事情被参奏到慈禧太后那里，一批官员被惩处。正是杨以德帮袁世凯圆场，把杨翠喜暗度陈仓，塞给了盐商王竹林。等到查案子的人来了，已经物是人非，得以蒙混过去。
杨以德办理杨三姐告状的案子，发生在1918年，此时，杨以德正在直隶天津的警察厅长任上。
1918年农历三月间，直隶滦县高狗庄发生一起命案，富家子弟高占英与五嫂金玉勾搭成奸，嫌其妻杨氏碍眼，便残忍地将妻谋害。案发后高占英到妻子娘家谎称“杨氏昨夜得急症而亡”。
惊闻噩耗，杨氏母女如遭雷击，当下就赶往高家吊丧。杨三姐抚尸痛哭时，偶然发现二姐右手中指有伤口，嘴角和下身有血迹。
杨三姐认定二姐死得不明，决定到县衙告状。她后来说：“大宋朝还有秦香莲告状呢，当时都已经是民国了，我为什么不敢！···我就是要到官府去找一个平等……找不到平等，我宁可死在大堂上。”
四月初三，杨三姐请律师写了状纸，具名“杨三娥”，在哥哥杨国恩的陪同下开始申冤告状。出面审理此案的是滦县“帮审”牛楚贤（即评剧中的牛成）。高占英已向牛楚贤行了重贿，还买通了地保等人出示伪证，加上高占英本人当堂辩称杨氏是“因病而死”。虽经三次开庭，牛楚贤始终偏向高家，斥责杨三姐“无端猜疑，不足为据”。杨三姐气得拿出剪刀欲自杀，幸被人夺下。
杨三姐在滦县告状无门，只好舍命到天津高等检察厅告状。正是杨三姐在天津为姐姐伸冤这一事件，使杨以德成为了“历史名人”和舞台剧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剧照）
杨三姐在律师徐汉川陪同下来到省会天津，天津高等检察厅受理了此案，但说开棺验尸必须“双方具结”。杨三姐一听就急了，哭喊说：如果验尸证明我二姐是被杀死的，绞死高占英；如果不是被杀死的，绞死我！···
据说，此时杨以德刚当厅长不久，正需要政绩和百姓口碑，加上他也出身贫寒，同情心并未泯灭。在徐律师等人的劝求下，杨以德接见了杨三姐，在听了她的哭诉后，决定于六月底亲往滦县调查案情，并决定七月初二开棺验尸。
开棺验尸的消息传开后，滦县方圆数十里的人都来观看。天津警方来人住在高家狗庄祠堂内，高家慌了手脚，搬去了数千块大洋，意欲行贿。但杨以德犹豫半天。想到这件事已经轰动民间，没敢接受贿赂，仍然决定开棺检验。
1919年农历七月初二，天津高等检察厅的官员们在高家坟地搭了一座凉棚，并准备一口铁锅，用来盛消毒用酒精。围观的人群人山人海，警察们手持皮鞭维持秩序。检验结果，从杨二姐尸体下身取出一把尖刀，并见裤内塞满了用来止血的白石灰。检验证明杨二姐系被谋杀，并非高占英声称的“血崩受风”。杨以德气得当即给了滦州的审判官两个耳光，并罢了他的官。
但高占英被杨以德带人押到天津后，但迟迟没有判决。
前在此时，杨三姐告状被迅速编成评剧上演，一时引起强烈反响。不仅杨三姐以实名出现舞台上，“杨厅长”也被搬上了舞台。而且，剧中高占英是已被就地正法。
迫于舆论的强大压力，数月后，高占英终被处以绞刑。
天津《益世报》1919年10月6日《本埠新闻》栏内载：“滦县高占英谋杀其妻一案，经高等审判厅判决，判处死刑。”
据说在执行之前，杨以德也收过高家的好处，但由于事情太过难缠，最终他还是没敢枉法放人。
五四运动的时期，天津的学潮也很猛烈。学生们满大街查抄日货，警察来挡，就当街演活报剧《刀劈杨梆子》，甚至还包围警察厅。致使杨以德多次无奈开溜。
后来学生运动闹大了，杨以德奉北洋军政府的命令，抓了几十个学生，其中就有当时在天津读书的周恩来。
杨以德跟学生谈判，说得天南海北，学生根本不买账，还挨了学生几小时的痛骂。在监狱里，学生想要什么，狱卒就得给买什么，书不用说，连酒和酒菜都得给备齐了。监狱长说，按规矩监狱里不许喝酒，但学生非要喝，请示了厅长杨以德：满足。
最后政府妥协，被关在在监狱里的学生都被当成英雄一样放了出去。
就这样，袁世凯时代，杨以德是天津警察王，段祺瑞时代他还是，曹锟吴佩孚时代，他依旧是。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杨以德为了讨好曹锟，吴佩孚，率武装保安解除了张作霖卫队的武装。同年，徐世昌被迫下台，他秉承曹、吴佩孚之命恭送黎元洪复京任总统，还召集绅商热烈欢迎。而当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告成、黎元洪被迫出京时，他又伴随直隶省长王承斌跑到杨村车站，翻脸拦住黎元洪，逼迫黎元洪必须交出大总统印信。
到了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后，曹锟、吴佩孚一败涂地，东北大帅张作霖昂首进关，段祺瑞临时当政，杨以德又厚着面皮，一面捧张，一面拍段，不仅没有丢官，反而升任直隶省代省长。
杨以德升任省长后，已是高官厚禄，但他仍不满足，还想把天津县这个肥缺继续抓在自己手中，便保举警察厅司法科长白振镛出任县长。
当时天津县长张仁乐，是晚清名臣张之洞的后裔，而张仁乐的侄子张琬是大帅张作霖的参谋长。杨以德派白振镛去接任时，被张仁乐予以拒绝。宣称说需请示省督办李景林后再移交。
杨以德仍以为自己是天津“老地皮”，对于抗命十分恼怒。遂派保安队的一个中队包围了县署，想要武力接收。张仁乐也不示弱，立即将此情况电告李景林，李景林马上派奉军一个营兵力将杨以德的保安队包围。
杨以德见事不妙，被迫妥协，收回成命。此事后不久，张作霖即告知段祺瑞，明令立即免掉杨以德本兼各职。从此，杨以德彻底离开了政治舞台。
（杨以德旧居）
“七七事变”后，日寇占领天津。日本人曾想拉出杨以德来当傀儡市长，但他还算有点民族气节，推辞不出，没去当汉奸。1944年，杨以德在天津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