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0日，我第一野战军解放西安，胜利的红旗飘扬在古城的上空。紧随着解放军进入西安的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迅速完成接管工作。四天后，成立了西安市军管会公安处。
红旗下暗潮汹涌 军管会以攻为守
当时，西安虽然解放了，但是胡宗南部队撤出西安后，囤积宝鸡和汉中；被打散的敌军转兵为匪，不甘心失败，仍然明抢暗夺。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变换手法和策略进行潜伏，一方面为反扑做内应，另一方面进行暗杀、爆炸等破坏活动，制造不稳定的因素。
军管会公安处陈养山处长和伊里书记认真分析形势后认为，要为扭转这种局面，利用以前的敌特分子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潜特进行识别和派回去做内线工作的手段就显得相当重要。
公安处确定了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投诚人员。他们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鼓励参加过反动军队的军官和士兵悔过自新、戴罪立功。
同时按照“集中力量，从组织上打击军统特务，摧毁其潜伏组织；从政治上打击中统特务，对个别罪大恶极分子，逮捕管训”的原则，各项工作进展迅速。
很快，一条重要的线索收集上来。
敌特工弃暗投明 受感召吐露阴谋
5月29日，陈养山处长和伊里书记正在办公室研究近期的工作重点，情报科的卫波汇报说：绥靖二处交通组长高耀要见领导，有重要的事情面谈。
绥靖二处，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专门从事刺探情报、爆炸、暗杀等行动，此人既然属于这个机构，肯定掌握着很多的重要事项。经商量决定，由伊里来会见。
在办公室昏黄的灯光下，伊里打量着来人，看他衣着比较讲究，身材不高，但眼神专注，神情自然，没有一丝的慌乱紧张，应该是经过大场面的人。
这是一场心战的较量。
果不其然，高耀说，他与原晋绥边区公安局的同志是老乡，1934年的时候在山西一起参加过“社会科学研究联盟”，这是当时的进步组织，1936年暴露后被通缉，抗战后由战干团转入胡宗南部做特工。
对于他的这些情况，伊里其实早就心中有底，考虑到要利用其未暴露的身份，完成争取和派遣相结合的任务，决定用胜利形势和宽大政策瓦解其心理：
“我们党一贯欢迎弃暗投明过来的朋友，对于有立功表现的，我们还给予奖赏。西安军管后，形势逐步开始稳定，全国解放已成定局。我们通过地下党的情报工作、敌特自首人员的揭发、公安部门的侦察和群众性的治安基层组织巡防，已经将形势基本稳定下来，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将西安的稳定工作做得更好。”
对伊里的坦诚，高耀很是钦佩，所以，他没有过多的犹豫，就将知道的情况合盘推出：1949年2月，绥靖二处特务头子刘庆增，为布置潜伏，在西安中山大街206号成立“关中潜伏督导区”，下设咸阳、宝鸡、三原、西安情报组。
为专门从事暗杀与爆破活动，刘庆增在西安还组建了一支特别行动队，任命其嫡系黄学禹为行动队少校队长。黄毕业于三十四集团军特训班，曾入军官总队学习，后任教官，为人凶残。为表忠心和知遇之恩，黄从突击队、保防队、特训班中抽调受过特殊训练、富有行动经验和冒险精神的特务分子，进行专业的爆破训练。
黄学禹还秘密活动，收买兵痞阎维亮、周庆铎等人为外围。解放前夕，配发手枪、炸药，并以各种名义进行掩护，制造混乱。并收容被我军打散的三原情报组少校组长张剑谔、上尉台长玄承谦，设置联络电台，积极配合胡宗南部反攻西安。
定计谋排兵布阵 反潜伏打入虎穴
对于高耀的情报，陈养山和伊里召集社会科长高鹏飞、情报科卫波等进行综合分析。从掌握的情况来看，潜伏行动队的情况基本属实。
其一、与我掌握的绥靖二处潜伏的方式、活动方法基本相似；
其二、与地下党情报人员获取的胡宗南部派遣人员的线索一致；
其三、与秘密自首关中站站长冯美铨所供相同；
其四、高耀并未暴露身份，有急切立功赎罪的想法。
公安处研究决定：高鹏飞任专案组组长，与外线队的杜聿甫、关克锋、张泽涛，邮检所的马荣，加上地下党西安情报处的梁布鲁组成专案组，并抽调30多名受过专业训练的侦察员展开工作。利用高耀绥靖二处交通组长的身份作为内线，与黄学禹进行接触，探听最新进展情况。内外结合，迅速掌握其居住地点和活动规律，伺机一举抓捕。
马神庙巷，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巷子，大约有六、七十米长，里面居住的人员不多，巷子里的店铺开张营业的较少，来来往往的人也不多。黄学禹选择这个地方居住，就是为了不引人注意，便于躲避我方的侦察。为了更好的掩护自己，黄花钱买通了当地的一个寡妇，以夫妻的名义隐蔽下来。
5月31日清晨，教场门西侧的路口，多了几个黄包车夫、卖烧饼和修鞋的人，这是我军管会保安处杜聿甫带领的外线队在实施守候监视。
按照预先设定好的计划，高耀以“宝鸡派交通员来给我送联络符号，那边的国军快行动了”的消息为掩护，分别到行动队三个核心成员黄学禹、张剑谔和玄承谦的住处，套取敌特最新的进展情况。
在与三人的交谈中，高耀掌握到敌潜伏组织已探知我军管会汽车停放地点，已经将炸药和部分枪支弹药作了埋藏，企图在近日行动。但其联络电台已坏，无法得到其上级的最新行动指示，只好派人将破坏方案送往宝鸡的胡中南部队处。
高耀获取的信息非常重要，为外线队确定侦察方向、开展抓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可是黄学禹的行动队到底有多少人？电台在什么地方？炸药埋在什么地方？
但这个时候，城中的治安环境还不是很好，一些土匪气焰嚣张，到处打黑枪和抢劫，宝鸡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反攻的欲望很强，如果三股势力纠合起来，造成的后果必然会更严重。
形式紧迫容不得再继续侦查。这种情况下，陈养山、伊里觉得此事决不能再拖延，要求高鹏飞果断采取行动，迅速抓住敌特头子，及时突破，扩大战果。
马神庙闪电行动“特别队”瞬间覆灭
6月1日，三个小组分别对敌南长巷、教场门、马神庙巷三个据点进行监视。
辨认张剑谔和电料行玄承谦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
中午时分，高耀来到黄学禹的住处，了解黄的行动队的准备情况，并借口“为防紧急情况”，成功借出手枪一把防止黄对其产生怀疑。临走的时候，高耀顺便说教场门的饸饹有名，骗出黄。杜聿甫的外线队抓住时机，成功辨认。
由于马神庙巷是Z字型布局，人员稀少，尤其是晚上，街上没有路灯，根本看不清进出巷子的人，即使是与黄学禹接触的潜伏人员，也无法甄别，最关键的是无法准确掌控黄学禹的行踪。在此情况下，侦察队决定采取动静结合的方式进行侦控，一方面在巷道两个转角处设立修车摊做伪装据点；另一方面，分派侦察员乔装黄包车夫进行流动监视。
6月3日夜晚9时许，按照制定好的方案，高鹏飞、杜聿甫、关克峰等人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潜至黄学禹的门前。
关克峰按照高耀说的暗号敲门，不一会有人开门，杜聿甫直接将其擒获。但黄学禹却没在房中。
这是事前已经料想到的情况，侦察员并没有慌乱。
经对房中行动队员的审问，知道黄学禹出去联络一些兵痞土匪，并未发现自己已经暴露。高鹏飞随之通知各工作点加强监视，在黄的住处继续守候，所有的工作在表面上不露声迹。
一个小时后，黄学禹回到住处，随即被捕，并在其家中的木炭下发现隐藏的电台。侦察队一面秘密将两人押解回单位突击审讯，一面继续在黄家中秘密守候，接连抓获前来联系的两名行动队员。
突破黄学禹的工作进展很快，高鹏飞立即下令开始抓捕张剑谔和玄承谦。玄承谦住在电料行，侦察队选择了两名懂电料的侦察员假装与他谈论买卖上的事情，稳住玄。然后，派遣一名侦察员以黄学禹交代的暗号，告诉玄黄有事情叫他去马神庙住处。玄不明就里在一个隐蔽处被瓮中捉鳖。
另一小组也以同样的暗号和办法，秘密将躲在南长巷家中的张剑谔抓获。在他们的交代下，一举将该行动队的十一名队员全部抓捕归案。共缴获勃朗宁手枪一支，美造“四五式”手枪八支，子弹八百发，电台一部，TNT炸药二百斤，TNT药块一百块，胶性炸药五十块，美式手榴弹十五颗，袖珍燃烧器十五盒，铁道地雷一盒，雷管三盒，拉力开管四十二个，松力爆炸器二十个等武器弹药。
6月5日，随着该案的公布，邮检所所长马荣及时截获了“大华纱厂中统特务祁贵与南山敌特地址”的来往信件，获知国民党残余势力1949年秋在南郑召开了有国民党省党部王宗山、军统王鸿骏、中统陈建中、绥署二处刘庆曾参加的绥署党政军联席会议；国民党保密局陕站再次组建“西安行动组”等重要情报。
陈养山处长和伊里书记一方面向西北局和一野前委及时汇报，另一方面针对敌人“长期潜伏与积极行动”的新方针，及时调整思路，制定多套方案。
忆昔日能征善战 看今朝任重道远
“绥靖二处行动队”案的破获，虽仅是短短的五天时间，但历经了获取信息、争取内线、掌握组织、一网打尽的过程，充分发挥了“盯梢、守候、密捕、突审” 等手段优势，开创了西安技侦 “内外侦察、综合办案”的成功范例。
该案的破获，对潜伏特务的活动是沉重的打击，粉碎了其内外合攻、里应外合的企图，对潜伏人员和散兵游勇、土匪流氓的活动是极大的震慑，对解放初期西安混乱局面的迅速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公安管理工作是开创性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