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让”，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权力更迭形式。相传上古时代，尧帝让位于舜，舜在之后又推位于禹。这样的传说听起来颇为梦幻，然而却因为其强大的道德感召力被儒家所推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禅让制度一共分为两种，一种是将国君之位让与无血缘关系之人，被称之为“外禅”，与之相对的，是传位于自己血亲尤其是儿子的“内禅”，无论是“外禅”还是“内禅”，都向来为史家所褒誉晋代干宝所著《晋武帝革命论》曾言“尧舜内禅，体文德也；汉魏外禅，顺大名也”。
可见，这种权力更迭的方式似乎是一种文人所向往和推崇的政治图景。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先不说西晋咸宁年间出土的《竹书纪年》对上古禅让制传说的摧毁，仅是从已有信史的朝代种那些内禅、外禅之后的恐怖政治倾轧来，这样的禅让制度也很难令人信服。
就拿内禅举例，按理说，这种以血缘维系的政治架构应该更为稳定，自秦代以降，至清代宣统帝退位的2132年间，真正为史家所承认的太上皇（内禅之后的退位皇帝）为22位，其中宋代就占据4人。可是这四位太上皇在退位后的处境，却让人脊背发凉。尤其是北宋宋徽宗的内禅，更是在北宋末年惹出了无尽的风波，甚至可以说，“徽宗内禅”一事同样是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之一。
今天，我们就以徽宗内禅一事，一窥北宋灭亡之前那混乱不堪的政治格局，以及此时对于北宋政局的严重影响。
一、徽宗内禅：不得已为之的避祸之举与冷静的政治考量
承平百年的宋辽二朝，至徽宗时期已经逐渐迈入暮年，宋辽对峙百年的格局，随着女真的崛起而发生巨变，宋朝联金灭辽的政治主张，最终导致了辽国腹背受敌而亡。可以说，徽宗宣和的七年时间，是北宋与北方民族对峙的新阶段。这一时期，原本不可一世的辽国虽为金国所灭，然而，自白山黑水中走出的女真人，却是宋朝所面临的远比辽国更为强悍和凶蛮的敌人。
在伐辽之战中，宋金本为同盟，然而，在灭辽战场上的宋军，却屡战屡败，使得原本希望以宋朝百年底蕴为助力的金国君臣反而认清了赵宋的虚弱实质，内部的少壮派开始试图以更为激进的策略对宋。金国吞食天地之野望，自此开始恣肆。
更为恶劣的事态是宋朝收揽平洲叛将张觉一事，张觉本为辽国将领，自辽灭亡之后归附女真，宋朝却“密遣人诱致，令率众内附”，希望以此兵不血刃的夺取平州一地，然而此举却相当于直接撕毁了宋金盟约，金人称“苟不先之，恐为后患”，也以此为机对宋宣战（虽然此时宋朝已经在金人的恐吓下杀掉了张觉），其伐宋檄文中“況赵佶越自藩邸，包藏祸心，阴假黄门之力，贼其冢嗣，盗为元首，因而炽其恶心，日甚一日。昏迷不恭，侮慢自贤，谓己有天命，作虐无伤”。可见，对金政策的失误成了北宋外患的直接原因。
而与之相对的，是更为严峻的内部局势。竭天下以自奉是后人对宋徽宗最直观的评价。由于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横征暴敛，民众之怨气早已沸反盈天，方腊起义就是这一时期最为严酷的内部叛乱。面对金军南下的铁蹄，张惶无措的宋徽宗却想到了“内禅”这一“良策”。
值得注意的是，评价宋徽宗的内禅，我们兵不应该完全将之当做毫无担当的逃避之举。诚然，从其后面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之所以内禅，必然有着避敌自保之心。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当时的汹汹物议也的确可以通过宋徽宗的内禅而得以宣泄。
宋钦宗继位后，在一开始也的确进行了 诸多整肃之举，如重用李纲、种师道等主战大臣，并压制和斥退了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六贼，之后开封之战得以取胜，与此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样的行为的确有助于宋朝军民的抗金之行。此外，此举同样也使得金人南征的政治借口失去凭依，师出无名毕竟是一件大事。
从后面的结果来说，宋徽宗的内禅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宣和七年，使臣李邺将“徽宗内禅”的消息传至金兵大营之后，果然让后者一度手足无措。《三朝北盟会编》中称“闻天子内禅，军中大惊，犹豫未敢行，恐南朝有备，意欲还师”。然而，这种虚实之计脱离了军事实力，只能得逞一时，已经南下的金军即使真的有所踟蹰，却并未因此而止步不前。可以说，
“徽宗内禅”这一场政治秀，最终被金军一力降十会的举动直接破除。
二、太上皇南逃：钦宗亲征大势下的恐怖阴影
若徽宗内禅的结局仅仅到此为止，那么，徽宗作为一国之主，其前事所行虽然于国无益，但其继任者宋钦宗却依旧可以通过权力的更迭来重新运作国朝，而朝臣或许也可以以此为凭重振国事。尤其是在金国尚未到来之前，新政权虽然百废待兴，却依旧有力挽狂澜的可能。
然而，这一切愿景却因为宋徽宗的南逃之举而破碎。
靖康元年正月初三，宋钦宗下诏亲征。希望以国君之威重振士气，这也是自宋太祖北伐失败之后，第一位下诏亲征的宋天子。然而就在此刻，已经变为太上皇的宋徽宗畏惧于金国兵威，竟然“乘夜南逃”。在《李纲全集》中对于太上皇出逃一事有着极为详尽的描绘：“初，道君正月三日夜出通津门乘舟以行，独蔡攸及内侍数人扈从。犹以舟行为缓，则乘肩舆；又以为缓，则于岸侧得搬运砖瓦船乘载。饥甚，于舟人处得炊饼一枚，分食之……童贯以胜捷兵三千扈从渡河，以如维扬。高俅以禁卫三千留泗上，控扼淮津。既抵淮扬，父老邀车驾，不可渡江，而道君决意南幸，遂如镇江。”
一朝天子，即使已经退位为太上皇，却依旧是宋朝之国统体面。然而，却几乎是以丧家之犬的态势，从“舟船”到“肩舆”再到“瓦船”，几次更换交通工具，唯恐金兵追逐。而由于仓皇出逃，未带足够的随侍者，以至于只得不顾体面的几人分食一饼充饥。这样的汉家天子，又如何能鼓舞军民士气。
宋徽宗的出逃也令原本就仓皇一片的东京城转瞬间陷入混乱之中。史书记载“侍从、百官往往逃遁”，虽然宋钦宗为了减少其出逃的影响，将其南逃之举掩饰为“为国祈福”，称“朕恭奉道君皇帝，比以尤勤感疾，祷于太清，诞日康复，方燕处琳馆，靡有万机之繁，可以躬伸报谢。今来就正元节前择日诣亳州太清宫烧香。朕祇奉睿训，敢不钦承”。
然而，这样的政治公关所能起到的效果却极为有限，如今的我们无法确切得知徽宗南逃对北宋士气打击的 严重程度，但它对另一个方面的影响却极为巨大，那就是形成了两宫同立的吊诡政局。
三、两宫同立：皇权交割的藕断丝连及恶劣影响
内禅相较于外禅，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政权交接的彻底性不足。在古代，除了中国曾经出现过内禅以外，位于我国东部的日本也有过这样的政权交接问题。尤其是在院政时代的白河上皇时期，这位名义上的太上皇其实是通过名义上的“内禅”，摆脱了关白势力对日本王权的窥伺。
然而，与白河上皇不同，宋徽宗虽然当国二十余载，但因为其倒行逆施早已令民众对他失去了信心，相反，早期励精图治的宋钦宗却有着少壮派朝臣的支持。以当时的局面来看，权力的迭代本应顺畅无比。
然而，宋徽宗的南逃，却将这一局面打破。习惯言出法随的宋徽宗，在抵达江南后，很快就忘记了自己最初“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凡军国庶务一听裁决”的政治许诺，反而开始再次插手国内军政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军政，这一时期，他所下诏书中直言“淮南、两浙州军等处传报发入京递角，并令截住，不得放行，听候指挥”。这样的要求下，北宋东南地区的军务几乎被其一手把持，作为北宋京城的开封，几乎无法直接管辖东南政务。
自晋代以来，经济中心就逐渐向南转移，到了两宋时期，东南地区更是朝廷治理的关键区域。此时的朝廷，正处于金兵压境的重要关节，南方的物资和军力支持的消失，几乎让宋钦宗一系的凭依消失大半。
这样的矛盾至靖康元年正月更是变得无比剧烈，《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鄜延张浚、环庆韩时中、泾原马千等皆至，京师稍安，斩内侍官匿金字牌者三人”。这三位被斩杀的内侍官，是否是在宋徽宗授意之下私藏了勤王金牌，我们如今已经不得而知，但两宫之间的龃龉和争斗，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以常理相度，主动禅位的太上皇，本应在新帝亲政之初以辅佐角色来帮助其理政问政，然而，宋钦宗之太上皇不仅未能为北宋朝廷的困局起到应有的 作用，反而为其君臣执政带来了诸多麻烦，在这样的局面下，原本应被列为头等大事的金兵威胁反而成为次要问题。
正是因为这一原因，靖康元年二月金兵北归之后，宋钦宗君臣并未开始备战金兵威胁，反而开始商讨“迎奉太上皇入京”一事，时人言“为今之计，若莫重为礼以必上皇之归，遣见任宰相为迎奉上皇使，天子率百官东向，临遣於庭，退而斋居蔬食，清宫以待。且责行宫使以必死，大赏随行将士令扈驾以归，庶几父子之诚有所感动。”可见此时的朝廷，已经因为徽宗之事而本末倒置。
然而此时，距离金兵第二次南下，仅剩下半年时间……
四、结语
皇权的唯一性，是内禅制度的最大困局。一来，宋徽宗的主动让位，有利于宋朝走出徽宗时代的政治困局，然而另一方面，宋徽宗的存在却令宋钦宗所面临的政局变得愈发复杂。宋徽宗即使内禅为太上皇，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论其主动还是被动，都会对新帝的威信和统治造成削弱和分割。
钦宗一朝，因为徽宗南逃及二宫分立之事，不得不陷入频繁的政治倾轧中，当时流传于坊间，有“十不管”民谣一首：“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事实上，无论是太学、春秋、舒王，，都是钦宗朝太上皇问题的延续。至于女真南下之后“开封沦陷，父子同囚”，也不过是这一切因果纠葛治下所结出的最后结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