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根据洪九来先生的整理，《海国图志》自1842年50卷本成书到1852年100卷本问世这十年中，所刊刻的《海国图志》仅有6版，其中50卷本2版、60卷本2版、100卷本2版，印行数量极小，传播地区也仅局限于沿海等地。《海国图志》作为一部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巨著，为什么会如此不受重视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试着分析一下其中根源。
1841年，魏源离开抗英前线，回到南京城“小卷阿”，闭门谢客，奋笔疾书。在同一年魏源送被发往伊犁的林则徐时，林则徐交给了他所作的《四洲志》，这本书将他在广东这些年为了解外国情况而翻译编撰的草稿，除此还交给魏源一些《澳门日报》及船炮模型的图纸，嘱咐魏源日后编写一部帮助国人开眼看世界的书，全面介绍海外各国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及社会制度等。
魏源在整理补充林则徐交给他的文稿后，开始了《海国图志》的创作。在书的序言中，魏源开明宗义地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句振聋发聩的口号，是在辽阔的精神荒原上吹起的第一声号角。
《海国图志》发行时间正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朝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不久。如果说鸦片战争是失败是当头一棒，魏源的《海国图志》就是当头一喝
此书一刊，“学士大夫为诗称颂者有之，如陈世鎔、曹楙坚之于海国图志。甚至有奏请将其书加以重刊，以为留心时局者参阅。”
如1858 年兵部左侍郎王茂荫向道光皇帝贡阅此书：
以时势危急，奏请将海国图志，予以重刊，臣所见海国图志一书，计五十卷，于海外诸国，疆域形势，……，而于英吉利为尤详。
可是道光皇帝对于这本振聋发聩的《海国图志》却并未在意，其他士大夫亦然。据统计，当时清朝有能力读到此书的多达300多万人，像王茂荫这样真正认真阅读此书和领会魏源的深意却很少，相反许多守旧的朝廷官吏纷纷责骂魏源和《海国图志》，更有甚者主张将《海国图志》付之一炬，因为在他们的眼中，西方的科技都是“奇技淫巧”，《海国图志》无疑一部大逆不道的书籍，一味赞美西方的“蛮夷”。“举国讳言之，一魏默深独能著书详求其说，已犯诸公忌! ”及至后来，连谈论该书也成为禁忌。
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
之所以出现两极分化的态度，正说明了鸦片战争战败的根源
中国作为“朝贡体系”的中心，几千来年一直是东亚文化的中心，是周边世界学习的榜样，“华夷观念”根深蒂固，以“贵华贱夷”、“以华变夷”为价值取向。统治者们往往以“天朝上国”自居，具有较重的传统文化“包袱”，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对来自“蛮夷之邦”的西方文化不屑一顾。
对道光皇帝来说，《南京条约》是莫大的耻辱。此前的清朝皇帝还没有在战败的情况下跟对手签订过这样的条约，所以道光帝觉得这种事落在自己头上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他认为这将打破从古至今的朝贡体系，朝贡体系从公元前就已开始，几千年来都是中原帝国建立的等级制政治秩序体制，如今在西方蛮夷的逼迫下签订如此条约，损害清帝国的利益还是在其次，最主要的是破坏以清帝国的朝贡体系。
所以在签订这个条约时，道光皇帝只是想尽快地把这事情解决掉，不管是赔钱还是割地，五口通商也好说，只要尽快停止这场噩梦。如严重损害司法独立的领事裁判权，也就是外国人在清朝违法时，中国拱手相让的将对其审理的权力让渡给外国领事。之前由十三行管理外商的时候，外国人在中国犯罪究竟由谁审理，按哪国法律审理的问题一直没能解决，地方官员对此不胜其扰，对于此类案件处理不当反而会得罪外国政府。所以在签订条约时，干脆将领事裁判权交由外国领事。
当时不仅是朝廷，普通百姓也希望把鸦片战争给忘了。虽然鸦片战争失败了，也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但是通商口岸也仅仅只有五个，其他地方的百姓既见不到洋人，也见不到洋货，除了鸦片。而鸦片此前已经输入，既然与之前没什么不同，那么鸦片战争败不败也没什么关系了。《南京条约》一签，所有事情就过了，至于怎么把开放了的几个口子再重新封上以后再论，以前是一个口子，现在多了四个小口子，多了就多了呗，我还可以把它们封上。于是，随后就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我们举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举国上下对于这场战争的失败是多么无知。人们在战争失败后总结出两个结论。
第一个是忠奸论。比如民间经常流传的杨家将、岳飞传之类的英雄故事。在这样的故事模型下，忠国为民的将领在外杀敌报国，从来都是胜券在握、胜利在望的，之所以会失败，就是因为背后有奸人在捣乱。反过来说，只要背后没小人，将领们就不会输。所以按照这个故事模型，林则徐就是忠国为民的将领，琦善、穆彰阿就是背后小人，如果不是他们，鸦片战争就不会失败。事实呢，后来林则徐被派到浙江去抵抗，照样失败了。
第二个就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像三元里抗英的故事，其实只是因为当时大雨，英国人的火枪绳点不了火，然后有一个英军被百姓用钩镰枪给钩去了。后来英国人发现后派了一个燧发枪连队把被围困的火绳枪部队救了出来。到了民间，就流传成了三元里大捷，杀死一名英军少校等。
《海国图志》所主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直到洋务运动时才开始真正被重视，并付诸实践。积极投身洋务运动的晚清重臣张之洞在自己的代表作《劝学篇》中写到:
“近人若邵阳魏源于道光之季译外国 各书、各新闻纸为《海国图志》，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
与其同为晚清名臣的左宗棠也指出:
“书成，魏子殁，后二十载，事局如故，然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
同时，这一思想也对维新运动产生了影响。 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表示: “当魏默深撰海国图志时，西事之书，无可採撷，……，其用心亦良苦矣! ”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认为: “《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海国图志》从魏源时代的不受重视，到洋务运动时期“师夷长技”的实践，再到维新派的全面效法，国人对《海国图志》 从误解到学习，经历了大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