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绍竑
新桂系于一九二九年被蒋介石打败以后，局处广西一隅，然蒋桂之间的明争暗斗，时起时伏，交替上演，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前后，矛盾激化，争斗达于高潮。一九四八年年底,白崇禧利用淮海战役胜负未决的时机,迫使蒋介石又一次下野,李宗仁以副总统代理总统职位，桂系又一度名义上掌握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中央政权。我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过程中是策划人之一，后来又是李宗仁所派和平谈判代表之一,现将这一时期的亲身经历追记于下。
一、坐观风向待机而动
在记述这一时期的史料之前，先得谈谈我自己在那几年的活动简况以及所见所闻,俾可更清楚地了解当时的情况。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正当蒋介石在他发动的内战中节节失败之时,我采取“等着瞧”的态度坐在一旁观望风向。张群当行政院院长时，极力保荐我当粮食部部长，要蒋介石亲自下手令。蒋说:“季宽(我的别号)近来有些变样了，我看他不定会干的,最好先征求他的同意，免得把任命状退了回来不好看。”于是张群派徐堪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本着旁观的主意推辞不干。徐堪大为生气，说:“你与岳军(张群别号)先生这样的交情,与委员长这样的关系，现在正是紧要关头,你想置身事外,怎样对得住朋友,对得住党国!谁都知道你对粮食素有研究，都希望你出来负此重任!”他接着又说:“假如财政上有困难，我一力承担。”他这时任财政部部长，说这话时还拍拍胸膛。他见我仍是摇头，于是带着哀求的口吻对我说:“你不愿干,我怎样回报委员长和张院长呢!”但是,随他怎么说,我仍是坚决不干,他只好拂袖而去。
一九四七年年底,据说明年定为“行宪年”。所谓“行宪”,就是要选举大总统，实行总统制。这样，我想用来观望风向的地位(那时我任监察院副院长),不复存在了,我又作什么打算呢?
我既不是“国大代表”，又不想当部长,干什么好呢?那时,正值要选立法委员，我想当个立法委员很好，既不要负责,又便于观望风向，还可以“放大炮”攻击别人。这不但与桂系历来的立场相符,并可凭借桂系的本钱搞出一些名堂来,于是我决心“竞选”立法委员。
我既想“竞选”立法委员,自然也得学学欧美的民主选举方式,回到自己的选区(广西梧州、玉林地区),进行竞选。于是我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底乘飞机先到广州。那时广东的省主席兼绥靖主任是“国舅”宋子文。我到的那天正是星期六，宋子文到香港渡周末去了。据说，宋子文自到任后，对广州的生活不习惯，每星期六都要到香港去渡周末,星期一上午才回来。因此,那天到机场来接我、的只有绥靖公署的五个副主任，还有省府人员和我在广州的一些友人。
宋子文之到广东当省政府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原因是很复杂的。第一,宋子文原是回都后的行政院院长,自被孙科的立法院迫下台后，没有什么事可做，蒋介石一时又无法安置，只好安排他到广东去。第二，广东内部军人派别斗争闹得很厉害，各不相让。广东自大革命北伐后,一直被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系统所争夺控制。始初以李济深为首，统辖广东军民两政，后来日益发展，遂分裂为以张发奎为首的前方第四军(陈铭枢的十一军,亦为前方四军发展出来的,以后成为十九路军),和以陈济棠为首的后方第四军。陈济棠统治广东的时间最长,陈倒后为余汉谋。一九三〇年，张发奎曾联合桂系欲以武力夺取广东，失败后仍不甘心。抗战前期利用汪精卫的关系,前方四军系统的李汉魂争得省政府主席，虽说团结抗战,而余汉谋、李汉魂内部之争仍是很剧烈的(亦即前方、后方四军之争)。李汉魂表面似很老实，而内心计谋颇深，是前方四军政治活动的核心,而且旧文字亦很来得。一九二九年,张发奎在宜昌的讨蒋通电,就是他的手笔。他的夫人吴菊芳,是当时妇女活动的头面人物。她的活动不仅是妇女方面,而且涉及全国政治方面。广东省府迁驻韶关时,吴菊芳的名字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尊称她为“吴菊老”。
蒋介石将宋子文放到广东去,表面上虽为调和双方的斗争,而实际上是想由广东佬的手里把广东军政大权夺回来。蒋以明升暗降的手法把余汉谋升为空头的全国陆军总司令，而实际上余汉谋只能在浙江衢州任闽浙边区绥靖主任。蒋随后又委张发奎为广东，绥靖主任兼胜利接收大员。这样，广东省的军政大权似乎尽落在前方四军的手里，因而更引起后方四军系统将领的不满。蒋介石于是又借着接收敌伪财产(以陈璧君为最)的大贪污案，把黄埔系的绥靖副主任莫予硕枪毙。这个大贪污案,张发奎虽没有受刑事处分，但不能说没有责任和关系，于是张(绥靖主任)、李(省主席)的地位都动摇了。蒋介石岂肯再让其他广东佬来做，遂造成宋子文一箭双雕的机会。第三，宋子文认为广东是一块肥肉,那里的敌伪财产仍旧不少,尤其是香港广东银行的外币存款很多，他要拿到手里作为资本(后来宋成为广东银行终身董事长)。第四,那时蒋介石见北方的军事节节失败,为了巩固后方“革命”策源地起见,遂把他的大舅子拉出来,认为宋子文原籍琼州是可以堵广东人的口的,以为这一下就把广东的内部问题解决了，把广东和南京中央打成一片了，作为反共可靠的大后方了。
宋子文对于广东省政府，自有他的一套人马，是容易解决的，而对于绥靖主任则煞费苦心。他对于军事,以前虽有过野心,想办税警团独树一帜，却为蒋介石及黄埔系所粉碎了。这时他当然再不敢把那一套搬出来，于是设了五个副主任算是他的助手。五个副主任是什么人物呢?香翰屏既代表陈济棠派又代表余汉谋派。章达也是这一派的。邓龙光是兼代表张发奎、薛岳派的。徐景唐是代表李济深派的。梁华盛是代表黄埔系的。这五个副主任，广东社会上叫五条裤(粤语副、裤同音),也就是说宋子文的绥靖主任是穿着五条裤做起来的。
在广州,我还见到李大超和他的老婆王孝英,他们都是国民党中委，王孝英还兼广州妇女运动会主委。此外,我还见到吴铁城的胞弟吴子祥(广州税务局长)。这些人是以前同我在上海玩惯的朋友,他们请我到爱群酒店八楼去跳舞。他们是那个酒店的股东，由南京国民党中委陆幼刚出面做经理。在跳舞中有人对我说:“要跳就多跳几晚吧!再过几日就没得跳了。”我问为什么呢?他们说:“宋主任命令广州从明年一月一日起禁止跳舞。”又骂他:“蓑仔(指宋)!个个礼拜六都要到香港去渡周末,难道不是和女人跳舞吗?为什么广州就要禁舞呢!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次日，李、王、吴请我对宋子文说,最好收回成命,或展期执行。因为广州舞女总数在五百以上,一个舞女养活五口之家，一下禁绝了,又不能迅即转业，这样马上市面上就有两千多人失业。加上靠舞厅吃饭的人数总在三四千人以上，这样多失业的人怎么得了。王孝英说:“我做妇女运动会的主任委员,对于这个问题真不好办,怎能在短期间内找到许多她们适当的工作呢!”我想我正想当立法委员，代表“民意”何妨就拿这件事“为民”请命呢!
宋子文由香港回来了。我照例要去拜访他，除了一般应酬话之外,我问听说广州快要禁舞了?他说:“是的。因为有人(可能是指陈济棠,因陈济棠统治时期是绝对禁舞的。广州的舞禁是抗战胜利后才开的)打电报去南京，南京有电报来要禁，不得不禁。”就他言外看来,禁舞是被动的。我说:“跳舞如要禁的话,也不能禁得过急,否则会造成社会上许多人失业，于省政税收固然是不少损失，于‘剿共’更是不利的。”我又说:“上海靠近南京,那里不是日夜照样跳舞吗?为什么广州就要禁呢?”他说:“这事我没有成见，是南京来电要禁。既然季宽先生你说上海还没有禁,那末,在广州把禁舞日期展长一些，再看看以后的情形好吗?”他算是答应展期了。
我认识宋子文二十多年,在财政方面同他打了不少交道,颇知道他的脾气。他有时固执己见,一点也不能通融,有时也很好商量。一九四七年夏天,广西西江上游遭了大水灾,当然广东下游也受到影响。我在上海筹集赈款，请了上海的闻人和有名艺人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孟小冬等参加助赈。我去同宋商量,组织一个两广水灾筹赈委员会。他同意了,并说这样做筹不到几个钱,最好请政府准在两广货物税上加几成，收几个月,大笔的款就有了。他还说他可以向财政部说，一定可以做得到的。当然他所以慷慨答应负责，并不是为了两广的灾民,而是于他个人大有好处。
一九四八年元旦，宋子文在省府开了一个盛大的茶会。过去长期统治广东的“南粤王”陈济棠，和刚被宋子文挤下台来的前广东绥靖主任张发奎,还有我,都到会。大家见面，说说笑笑,举杯预祝“戡乱”的胜利，其实谁的心里都有不同的想法。我随即坐飞机去桂林。
由广州到桂林,飞行不过一个多钟头。我心里想,这是抗战后交通进步了吗?其实不然。抗战胜利了几年,地面上的公路交通尚未修复,而且不论水路陆路都不很平静,大有行路难之感。粤桂航空线不过是为便利粤桂高级军政人员的来往而已。
我到桂林,由飞机俯瞰全城,大有今昔沧桑之感。整个桂林城，烧剩的房屋不过十分之三。听说柳州更惨，烧剩的房屋不过十分之二。广西四大城市,桂林、柳州竟是这样,然梧州、南宁曾被日军占领比较久,而破坏反比较少,真是奇怪。次日我到丽泽门外看看我那间屋，只见一堆碎砖瓦砾。我想这到底是日本鬼子烧的呢?还是执行焦土政策的人烧的呢?只有天晓得。以山水甲天下闻名的桂林,难道光靠那几座石头山就说是美的吗?相反地,榕湖、杉湖等地，临湖的新洋房早盖起来了。后来我写了一首《念奴娇》,有句云:“指点榕湖杉湖边,楼台李白,劫后嘲新建。”写到这里不胜感叹。
不久,我由桂林坐汽车经荔(浦)蒙(江)公路去梧州,回我的老家容县。这个地区(梧州、玉林)破坏比较小。据说是由于军长梁朝玑执行焦土政策不彻底,因为他是北流县的人,不肯在家乡进行大破坏,甚至有些很大的公路桥都未有爆破。当地的人真感谢他，否则回去不但汽车没得坐,连屋都没得住了。
我是容县人，少小即离开家乡，虽然在广西打了几年仗，还主政了几年，很少机会回乡,这次回去已隔别十五年了。对容县我是陌生的，但家乡的情况我是记得的。
容县是封建地主的典型县份。据说，容县于一九五二年进行土地改革时被划定为封建典型的县份。中国共产党为了注重这个地区的改造工作，特把梧州专区改为容县专区,专员公署移驻容县城(专署原驻梧州)。容县是粤桂边界上的一个县，与岑溪、北流、平南、藤县等地相邻,是人多地少的地方。据旧说仅有三十四万亩田地,而有四十多万人。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时，每人分不到一亩地。前清光绪末年，地方大乱，土匪蜂起，来了几任酷吏，大肆屠杀。一部分贫民被迫出走去南洋当“猪仔”，所以目前广西僮族自治区的华侨仍以容县籍为多。一部分有钱人，则以兴办学校为子弟向国内谋出路，国民党时代前后出过三个省主席(黄绍竑、黄旭初、夏威),出过若于名将军(据有人统计过仅次于湖南醴陵县)。容县人是习惯聚族而居结为姻戚的。这些人员贪污得来的金钱与新式的枪枝更助长封建势力的发展。
封建地主主要是以土地为基础的。据我的了解，年收地租近一百万斤的有一两家(注:容县地主的大小，是以收入租谷的斤数来计算的)，收入近五十万斤者也有几家，收入十万斤以上的人就更多了。我就是收入十万多斤的中上地主。一定有人会说，黄绍竑兄弟作大官多年,贪污所得的钱远不止此数(未解放前每一百斤租谷的地可卖四十元)。我的回答是，民国以后，政治军事上得势的地主，他们得来的钱，大都在商业上谋发展，或存放在外国银行里,因为那时地租的收入有限,在地方上发展已成末路了。
地主分为个人地主与集体地主。个人地主即土地完全属他个人所有，亦称活地主。集体地主,亦称死地主,即某个大族之中,祖先在地方上有功名有威望又有钱,则他的后代子孙为他建立祠堂，祠堂有公共土地叫做“蒸尝田”,所收租谷作为每年春秋二祭之用，多余的就累年积存下来,越滚越大。即如我这黄族,在我的上代里就有四代的祖先有祠堂，而各代分支里又有他的分支祠堂。如我这样的人,如果不是中国解放,我死后我的子孙也会为我立祠堂作为一个死地主长久剥削农民。
还有一种全县不分姓氏大小合起来的集体祠堂，即全县宾兴馆。这个宾兴馆，县内不论任何族姓，只要缴纳五十两银子，就可把他的一位祖先牌位供在里面。宾兴馆把这些银子收买土地房产,收租放息，用一小部分作每年一次祭祠之用。宾兴馆祭祠的那一天,是县里最热闹的日子,所有全县有钱有势的人都聚集到县城里来大喝大赌,无所不为,以表示各封建势力的大团结。
宾兴馆不但有钱,而且有它自己的武力(团练)。光绪中叶,广西倡办团练，就用宾兴馆的款项向当局购买枪枝弹药。宾兴馆不但获得足够的武器，又把多余的高价卖给各大族。我记得我黄族就领得几十枝长的短的前膛后膛外国造的枪枝，在那时就算是新式武器了。这批武器到了宾兴馆和地主的手里就如虎添翼。
宾兴馆团练总局和各乡的团练分局,还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可以监押人犯,使用刑法,地方案件必须经它的手才能送到县政府去。记得有一个地方讼棍陈子美,当上宾兴馆局董,就私了人命七条。至民国初年,经当事人上省控诉,陆荣廷才把陈子美枪毙了。我在当李宗仁的第三团团长时,驻兵容县，进行剿匪，全靠宾兴馆的大力支持，因为我与宾兴馆同是血肉相关的地主反动阶级。之后，我与黄旭初先后当了省主席,容县的封建势力更为发展。由此可见,解放后将容县划作建封典型县份,不是没有原由的。
二、李宗仁与我的秘密谈话
我原来打算走完容县专区各县作竞选旅行,后来只到了北流、玉林、博白，忽接黄旭初由桂林打来电报，说李宗仁要我立即回南京有要事相商。我就停止了竞选活动回到桂林。在桂林，我遇到了主持广西选举的特务头子韦贽唐。韦贽唐当过我的秘书，他私自对我说:“季公想要当立法委员,只须吩咐我们一声就得了，准能选上，用不着亲自出马。费那么大气力同他们竞选,反会降低你的身份,真值不得。”我说:“不这样做做,美国佬不是要笑我们不民主吗!”彼此一笑。
我由桂林乘飞机到广州,本想去香港看看李济深,听听他的意见。他大约在两个月前由上海去到香港，在港组织国民党同志会进行反蒋。他在上海临行时与我约定，必要时我也去香港共同策划。由于这时李宗仁催我趱行,加之蒋帮特务历来把香港当作“疫埠”看待,对出进香港的人都严密注视,因此,为了避免嫌疑，我就不去香港而迳自返回上海。横直我与李济深已有约定，我要混到最后才到他那里去。
我刚回到南京，李宗仁由北平派专使李扬送来密信。李扬这时是李宗仁的机要处处长，以前曾当过我的密电室主任。由此可见,李宗仁把这信看得十分重要机密，才派这样彼此信得过的人来送这信。李宗仁在信里说,他要竞选副总统的理由有:第一、李在北伐初期就当了第七军军长(八个军长之一)，后来又当了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现在，当时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要做大总统，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国外，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宣布不参加竞选,此外就没人有资格同他竞选副总统了(阎锡山并答应帮他的忙);第二、李宗仁认为蒋介石必然失败。竞选如成功,遇有机会即可同中国共产党和谈收拾残局(后来证明这是别有用心的假话);第三、他判断北平一定守不住，不愿束手当俘虏，即使竞选副总统不成功也好借口离开北平。
我看信后，李扬还对我说:“李主任再过几天就回来。请季公多多考虑，当面再商量。”不到一星期，李宗仁就由北平回到上海。我请他到我家里来商量。我说:“李扬带来的信收到了。你信里所说的三条理由,我相当赞成。第二条有问题，老蒋如果真是垮台或死了,那倒好办;但也要考虑到他不死不垮台，那你就得当六年的大副官,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我倒欣赏你提出的第三条理由,借此离开北平,不论回广西或到香港等着看,再作下一步的打算。这个时候靠得太近了,实在不合算。”他说:“你的意见很对。我的打算，积极与消极都有,不过总得先从积极方面着想。”
我说:“这回副总统的竞选,老蒋以全力支持孙科,加上孙太子的招牌,当选的可能性不亚于你。你说你有把握,那就请你谈谈你的把握在那里?”他说:“广西、安徽是我们自己的基本力量,就不必说了。华北方面,阎百川不参加,而且答应尽力帮忙。这样，晋绥两省就有把握了。北平是文化中心,教育界对我的印象还不坏,而且胡适也答应帮忙，则教育界方面也有若干把握。上海银行界有陈光甫、张公权、奚伦、傅汝霖。傅是东北人，可在东北拉票。帮会方面有杨虎带头。律师界有石超庸(广西人)和周一志等,这些人都肯帮忙。其他各大省,如四川当局同学最多,那里总可以拉上一些关系;尤其是范绍增,帮会势力不小,已肯帮忙。湖北方面,胡宗铎、陶钧尚有一些潜势力,旧属当专员、县长的还有不少人,可以利用。广东方面，张发奎系统如薛岳、黄镇球、李汉魂等，过去也有关系,请他们帮帮忙,他们也不好完全拒绝。此外，健生(白崇禧)现在是国防部部长,与各省军人都有联系。尤其他是回教协会会长,与宁夏的马鸿逵、青海的马步芳关系更深。如果再加上你近几年来在蒋方的关系,拉一些票,胜利就有把握了。因此我请你来主持竞选，计划一切。这是我们(指桂系)一着大棋,不可错过了。要用钱，黄旭初、李鹤龄(李品仙)在广西、安徽两省内早有准备。”我听了他这番话,使我想起赤壁之战的故事,周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似乎只要我这诸葛亮肯上南屏山法坛借东风,副总统准能到手似的。
我向李宗仁说:“人家答应的话,只可信一半,取得胜利还要靠自己努力。要知道，老蒋既然支持孙科,难道他的力量不比你的强吗?我对你这回的事有两句评语:要末成功，也就是失败;要末失败，也就是成功。”他听了我的这两句话很惊讶,问我怎么解?我说:“若竞选成功,老蒋的江山稳固,你岂不是跟老蒋当六年的大副官吗?这岂不是成功的失败吗?第二句话说的是要末失败也就是成功,就是说你如果竞选失败，不但要离开北平，而且还要离开南京,回到广西或到香港去，仍然树起反蒋的旗帜。这样,你就是国民党内最大的反对派，你今后在政治上的作用不比做一个副总统还强吗?”他听了我的解释，说:“老蒋是一定要失败的。我做了副总统，决不是他的大副官,我有我的做法。”当时我很清楚他的目的是要做副总统,以后如何又是以后的问题。我也就不再说什么,答应他主持竞选。但我声明:“用钱的事我不管，只管计划的问题。”他说:“那些事有人管,不用你费心。”
三、我在选举前的活动
我作为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参谋长，首先就要了解一下选举前的形势;其次，就我的可能，分头拉选票。
当时，参加竞选副总统的共有六人，除李宗仁外，孙科、于右任、程潜都是国民党内的;此外有民社党的徐傅霖和社会贤达莫德惠。中国青年党没有人参加竞选。中国青年党所以不参加竞选，第一可能因为没有钱,第二因为参加竞选最后也是毫无希望的,倒不如把属于它的选票作为买卖待价而沽。莫德惠和徐傅霖也明知没有当选的希望,也许是应邀出来作陪客，凑成民主的场面，来骗骗美国主子;再则,选一次不行就退出,它的选票就更可抬高市价。因此他们的选票就成为李、孙、于、程争取的目标。因为李、孙、于、程都有自己的基本力量,开始的时候谁都不肯轻易放弃机会。
我首先去拜会中国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他们与李宗仁和我都熟识，余家菊更是我的旧同事。他们对李宗仁表面上是称赞他北伐时期的功绩，抗战时期台儿庄的胜利和他为人的爽直老实，没有官架子。但他们也搬出一套政治主张所谓“责任内阁制”，希望李宗仁当选后赞同他们的主张，不要使蒋的总统制集权得太厉害，似乎答应有条件的帮忙。他们要待价而沽是可以想象的。我也去拜会徐傅霖。他也是竞选人之一,要他帮李宗仁的忙,岂不是当面奚落他吗?但他很老实。他说:“所以出来竞选，无非是凑凑场面，等选后再看吧!至于民社党的选票，以后投向那一个,要由代表自己来决定。”他的这个答复倒是圆滑周到。
我还通过刘哲拉东北的票。刘哲以前同我是四方桌子上的朋友。西安事变时,我同刘哲、莫德惠、王维宙一起乘飞机去太原找阎锡山,想跟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放出来以便“团结抗战”。当我向刘哲拉票时,他说:“东北的情形很复杂,就是柳臣(莫德惠的别号)也不能得到东北的全票。等初选后看情形如何吧!但你还要作其他方面的努力。”
作为李宗仁竞选的参谋长,我不得不放下面皮来为他拉票,有些明知是钉子也只得去碰。洪兰友是国大代表会议的秘书长，是 CC的骨干分子,是帮会的次等头子(杜月笙的徒弟)。我明知他决不肯帮忙,而且是站在相反的方面,但我还是去拜会他请他帮忙。他不能当面拒绝,只好拿一番虚假的话来敷衍我。
有两个很有趣的例子。我也想挖挖孙科的“墙脚”，搞些广东的选票。我就去找张发奎。张发奎虽然过去同我们打过仗，但后来又和好了，同他一起去打陈济棠,出师湖南(即所谓援湘之役)。他的第四军屡次失败，都是驻广西休养整理。他同李、白合作很久,总有一些感情。李为他的旧日上司(李宗仁作总司令，我是副总司令,他当军长),他一定帮助李。我说明了来意。他开口就说:“季公,请你原谅,并请报告德公,论关系我应该帮德公的忙。但我有一个地方的责任，即我是广东人，要投广东人的票。其他如薛岳,黄镇球都是一样，你不要同他们说了。”这个莽张飞说话真痛快,开门见山,没有半句敷衍的话。我不能再说什么，只说我体谅你,我们以后合作的机会还有呢!
我又去见山西、绥远代表的领头人梁化之。李宗仁对我说过，阎锡山已经答应帮忙,但为表示礼貌起见,不能不去拜会他。我在抗战时期在山西当第二战区副长官时就认识他。他见我时很客气，口称副长官何必太客气,这事阎百公(锡山)已经吩咐过,我们一定照办。请副长官放心吧!但事后知道，阎锡山玩了一个两面光的手法,把晋绥的选票分作两下,两边各半,都不得罪。
除我奔走活动外，当然李宗仁也亲自出马，白崇禧也分别活动。李宗仁以候选人的身份,在南京,上海各种场合上发表竞选演说。他在南京的安乐酒家开丰盛的流水席,宴请各省的国大代表，在那里作竞选演说，拉选票。其他的竞选者也同样做，而以孙科做得比较象样(以龙门酒家作大本营)。当时南京有句话:“安乐龙门,代表最盘桓。”
白崇禧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回教协会的会长,他在暗地里活动,以宁夏的马鸿逵、青海的马步芳为对象。他的老婆马佩璋以回教身份对马鸿逵,马步芳的老婆进行内线活动。但真正清真的人内心里都认为白崇禧是假清真。的确,他当了回教协会会长，才不食猪肉、狗肉。马鸿逵、马步芳和我们同席,虽然是清真馆办的酒席，他们是从不举箸的。
四、变被动为主动
在竞选前活动紧张的时候,忽然传来消息说,副总统候选人要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只提孙科一个人。这个传说可能是孙科方面放出来的,并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李宗仁和我知道这个消息,等于当头泼了一盆冰水。我们虽然反对国民党中央提名，但提不出理由来。中常会过几日就要开会讨论,若那时果真提出，我们都不是中常委(都是监委),连反对的机会都没有。怎么办呢?
我想，六个参加竞选的人，除孙科外，没有不反对的。要联合起来反对，不但理由不充分，而且联合也有困难，时间更是迫不及待。李宗仁也未必有反对中央提名的勇气。我想了又想，这也许是蒋方故意放出来的试探气球。如果反对的浪涛不大，就真的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如果大家都反对,也就不提了。这是一个斗争的重要关键,我怎能等闲视之呢!
我根据上面的判断,认为必须先发制人,打消由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办法。我的计划就是直接了当反对由中央提名，否则广西和安徽的国大代表就退出选举。我还考虑过,这样一来,要末取消中央提名的拟议，要末就真正破裂。如果没有广西和安徽的代表参加仍然选出了副总统,我们就公开表示不承认。那时，不但蒋介石难以下台，而桂系反蒋的旗帜岂不是又高高地举起来了吗?这对桂系是有利的。我同李宗仁说的那句话,要末失败的成功,岂不是兑现了吗?
我又想，这个计划，如果事前同李宗仁商量，他未必同意。何况，据我估计，那时的安徽代表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倾向于蒋方的，即广西代表也有极少数是倾向于蒋方的，因此行动起来未必能一致。但是,我认为打出两个省的旗号,还是可以起到恫吓作用的。此外，于、程、莫、徐必定也是共鸣的,可以为我声援。这样，国民党中央就不能不考虑了。
我的主意既定,遂于某日的下午三,四点钟坐车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去找秘书长吴铁城和组织部长陈立夫。吴、陈都不在,我就找副秘书长郑彦棻。他说:“吴秘书长和陈部长都出去了。季宽先生有什么事?如不是必须当面说的话，对我说也是一样。”我马上告诉他说:“既然吴秘书长和陈部长都不在，对郑副秘书长说也是一样。”接着,我问:“外间哄传副总统选举,要由中央提名,是吗?”不等他回答，我又说:“如果是真的话，广西和安徽的代表就要退出，不再参加选举。我要见吴秘书长和陈部长,就是要说明这两句话,没有其他事情。他们如回来，请郑副秘书长转告他们。”他听了我的话很吃惊，说:“我不知道有中央提名的事呀!季宽先生那里得来的消息?”我说:“南京城里传遍了,何必问那里得来的呢!”他又说:“我马上打电话给吴秘书长、陈部长，把季宽先生得来的传说和意见告诉他们。”我离开中央党部回到方家巷李宗仁公馆，把经过情形告诉了李宗仁。他说:“对呀!我正想找你商量。我完全同意你这样做。如果中常会开会,他们提了出来,我们就来不及了。”他又说:“中央提孙科,各方面都反对。你来这一下,我想他们就不敢提名了。”
我那时住在南京树德里四号，是我当国府委员时由国府拨给我的“官邸”。我住在上海的时候多，这所“官邸”是作为每星期来南京开会时歇脚的地方。汽车也是国府临时派来的破旧汽车。我这所“官邸”素来没有什么要人来访。次日一早，仆人就送上吴铁城、陈立夫两个大人物的名片，不久又送上余井塘(内政部长)、洪兰友(国大秘书长)两人的名片。我想,昨日那炮打得真准，把他们都打到我这里来了。我就在那卧室兼客厅里接见他们。大家见面后,吴铁城首先道歉，说:“昨日不在中央党部，有失迎候。”接着他又说:“季宽先生昨日对郑副秘书长所说的消息，都是反动分子企图破坏党内团结而散布的谣言，希望季宽先生不要轻信。立夫先生和洪秘书长、余部长都在这里,保证决没有中央提名的事。希望季宽先生以党国大局为重，不要轻信谣言，团结一致，使国民代表大会顺利完成伟大历史使命。”陈立夫接着说:“这次国大的召开，是经过同共产党长期的艰苦斗争得来的，共产党无时不想设法破坏。季宽先生过去在地方工作,当然不知道其中的经过,这次国大是行宪的开始，除了选举大总统、副总统外，主要任务是团结全国的意志进行‘戡乱’。现在‘戡乱’军事正在进行,如果我们内部闹分裂，就正中了反动派的奸计。”陈立夫的这番话固然是骂中国共产党,也是骂我和桂系的。我不与他们辩论,只是说:“我只希望副总统能按照宪法自由竞选,既然你们各位保证中央不提名，我还有什么意见呢!”树德里的房子，汽车是开不到门口的。我笑着送他们出来行了一段路。我说:“真对不起，我这房子门口不能停放许多辆汽车。”他们说:“国府总务处怎样给你这样的房子呢!真是对不起。”我说:“没有什么，走几步就到国府门口了。”大家一笑握手相别。这就是我当头一个空炮得来的效果。
五、再一次以退为进
大约是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开始选举副总统。李宗仁希望一下就当选,但开票的结果,李宗仁得了七百多票,独占鳌头，以下是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但是李的票数距法定(三分之二)还远得很,不过“小考”作了案首,也是大考得中的好兆头,他心中很高兴。
依法还要再选。照规定只有前三名可以参加。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的选票,就为李宗仁、孙科、程潜等争夺的目标了。那些为李宗仁、孙科、程潜助选的人,不是去拜访落选的本人或助选人，就是直接拜访他们的代表,请把他们的票投在自己拥护的人名下。但是尽管你怎样拉拢，那些票却分到三方面去了。所以再选的结果，仍然是李宗仁、孙科、程潜的次序，就不得不进行三选。三选仍没有得到法定的票数，还要进行决选。按照规定，决选只有李宗仁、孙科两人了，不要够法定的三分之二的票数，只要比较的多数就当选了。这是最后的一关，彼此无不全力以赴。而蒋介石为支 持孙科，也就露面出动他一切主要人物为孙科拉票。宋美龄宴请那些女代表，及那些地方上掌握军政大权的太太,要她们投孙科的票，或用她们的关系为孙科拉票。我也当然要努力争取,半夜里到各大饭店敲代表的房门。有些代表已经睡了,起来见我,我匆匆说了几句话就走到另一个房间去。他们都是睡眼惺松地向我敷衍几句。我由中央饭店出来，已经是夜里两点多钟了，还碰见吴铁城、陈立夫和另一些蒋方的人。大家见面,只是点点头,彼此各做各的事。
正在这时，我们接到对李宗仁私人攻击的传单，说什么“戡乱不力”、“台儿庄胜利是假的”等等。我回家想了一夜，认识到蒋方这样出力为孙科捧场,是志在必得,什么手段都能做出来的。我们同他们硬碰下去,不但副总统选不上,还会弄得一身脏。因此必须定出个计划,使他扑个空,然后向他反扑,这样才可能成功。
次早九点多钟,韦永成来看我。韦永成是李宗仁的表亲,又是蒋介石的侄女婿(蒋介卿的女婿)。他把所知道的情形告诉了我，比我所知道的还详细。他说:“他们(指蒋方)还准备对李宗仁进行人身攻击和迫害。尤其是要把李宗仁老婆郭德洁作为攻击中心，说她在北平贪污要钱。还要以‘戡乱’不力或通共的大帽子套在李宗仁的头上。”他问我怎样应付。我说:“你说的与我所知和所想的一样。我正想把我的计划同你商量一下。”
说起韦永成同蒋小姐结婚也是很有趣的。韦永成虽然是广西人,但年青时长得很美,是广西的潘安。据说他俩在德国留学时就认识,蒋小姐主动地追求他,但韦永成却待价而沽不肯答应。蒋介石的老兄蒋介卿(蒋介石的异父同母兄，曾做过浙江省政府委员，蒋介石相当敬重),也不肯把他金枝玉叶的女儿轻易嫁给一个广西佬,但蒋小姐则非嫁韦永成不可。抗战时,韦永成在安徽做厅长,蒋小姐竟然从上海经过沦陷区到安徽同韦永成结婚。一向对立斗争的蒋桂两方,竟攀起亲来,两方都想利用这个婚姻关系刺探对方的内幕消息。但双方都对他们俩警惕。这次韦永成向我报告的消息，当然是可靠的，因为蒋小姐和她二哥纬国很好，也可能是蒋纬国透露出来的。
我对韦永成说:“照此情形硬拼下去,不但副总统弄不到手,还要弄得一身脏。我主持竞选的时候,就总结了两句话:要末成功的失败;要末失败的成功。照现在情形看起来,最后是要失败的。但切不可等最后失败才收场。好在四个回合的战斗我们已胜三回合，就此退出战场，我们岂不是仍然是胜者吗?何必再打没有胜利希望的回合呢!如果我们中途罢选，国大又怎样收场呢?文章就更好做了。”韦永成很同意我的办法，我就邀他一同去到白崇禧的公馆,并请李宗仁来商量。
我说明了我的计划,他们(指李、白)都愕然,尤其李宗仁极不赞同。他说:“你不要为他们(指蒋方人员)的行动或放出的空气所吓倒，各国的竞选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赢了三场,最后一场打下去一定会赢的。"他说话时有些气愤。我说:“打牌(麻将)我是老手，往往前三圈赢了，第四圈输得精光。我第三圈站起来不打了，也不收人家的钱(照例不打完四圈是不能收钱的),我岂不是赢家吗?何必打完四圈又变成输家呢!”他说:“打牌为了赢钱，竞选为了当选，为什么要在胜利的中途退出呢!你打牌的时候肯这样做吗?”我说:“打牌的时候,我当然不能这样做,因为四家是约定要打四圈或打八圈、十二圈的。中途退出,除非发生了什么事故,否则其余三家就不答应。竞选是没有约定的呀!你退出了，我们的代表都不入场参加决选,国民代表大会怎样收场呢?老蒋、孙科怎样收场呢? 这就是我的妙棋。”
白崇禧起初也不同意,只在旁边摸着下巴,一面想一面听我们的辩论,一言不发。当我说到国民代表大会怎样收场那段话时，他也同意了。他说:“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好似下棋一样,将他们几军,缓和一下局势，虽然将不死,打乱他们的阵脚，办法就好想了。我同意宣布退出选举。”
桂系的事素来都是三头会议决定的。黄,白同意了,李没有不同意的。但这回是例外，李宗仁仍不同意。他说:“煮熟快到口的饭不吃,还要等什么?你们要知道那些轿伕佬(指所有助选的人和我们方面的代表)是等着要吃饭的呀!”我说:“退不退出,德公作决定。我的计划就是这样。不采用，我就趁十一点钟的快车去上海不管了。横直明天就见分晓,不论胜败我都不愿看见,免得神经紧张，血压又高起来。我实在太累了,要回上海去休息。”李宗仁见我如此，连忙说:“忙什么。等我考虑考虑。下午还要约我们的干部来谈一谈，听取情况和他们的意见，不能光由我们三人完全作主呀!”他这几句话倒很有道理，我只好留下来。李要韦永成分头打电话，要桂系的重要干部下午三时到白公馆来开会。
当日下午三时(大约是四月二十几,我记不清楚),在南京白公馆里，桂系开了紧急的秘密会议。在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三个头子主持之下,如黄旭初、李品仙、夏威以及主要的骨干都到会。首先是听取各方面关于竞选的情报，那些情报都反映蒋介石如何全力支持孙科,与以前三次选举的情况不同,对我们不利。其次是我把退出竞选的计划加以说明。会上议论分歧，而李宗仁仍坚持要参加决选。他说:“最后的决战不参加就自行退却，岂不是自己认输了吗?不管胜或败都不退却，最后胜利才有可能得到。退了出来,以后还有什么文章可做呢!”李铁牛(李宗仁绰号)仍然是北伐时期打仗的方法,一味向前猛冲。我说:“德公!这不是战场打仗，就是打仗，有时候也要退一下,才能反攻胜利。”于是我举北伐时期第七军攻占南浔路上的德安为例,说明孤军深入，眼看要被孙传芳包围歼灭时，连忙退到箬溪,吸引孙传芳的一部深入,反把它歼灭了,然后仍然占领了德安。接着,我说:“打文仗也是一样。你同人家抢副总统这把交椅,你若死抱着不放,手脚都被人家封住了，有本事也施展不出来，最后交椅仍然被人家抢去。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你暂时放手,等他扑个空,然后反扑过去,打倒他们,这把椅子就有可能抢到手。我要你退出,并不是没有文章可做,正好借着这个题目好做文章。”(当然我以前说过失败后就回桂林或到香港反蒋的话,并不敢当大众讲。)
我这番话讲完之后，已是夜里十点多钟了。我就起立拿着帽子,说要趁十一点钟的夜车去上海。白崇禧连忙把我拦住，说:“季宽的话是有道理的。蒋方的确使用全力支持孙科。三选彼此的票数相差有限,若再加上蒋方的压力,则孙科反败为胜是可能的。我们决选是很难胜利的。现在最要紧的是，先将蒋方的压力打退，退出是一个办法。但以后怎样办呢?仍要靠季宽在这里策划。你(指我)决不能走。这是我们团体的胜败问题,你能不管吗!”
本来会场上是赞成和反对各半的,白的话一说,就几乎全场都赞成我的主张。但李宗仁仍然默然不作声,会场顿然静下来。正在这时，有人送来两种传单，一是对李宗仁人身攻击，说他的老婆郭德洁在北平如何贪污,用金钱收买代表;一是攻击李宗仁“戡乱”不力，还说他在竞选演说中提出一些同共产党一样的口语。静默的会场又紧张嘈杂起来。李宗仁终于同意退出了。他问怎样退出有利呢?总要做出一个名堂来给对方看看,不能无声无嗅的退出呀!他说完了这几句话,把眼睛看看我又看看大家。
大家于是商议，决定由李宗仁以候选人的名义写一封信给大会主席团。这信由黄雪村和邱昌渭起草。信的主要内容是:“唯迩来忽发觉有人以党之名义压迫统制，使各代表无法行使其自由投票之职权。以此情形竞选，已失其意义。用特函达,正式声明放弃竞选。”这封信一面送大会主席团,一面送交南京各报登载;并立刻分头通知我方代表明早概不出席,还派一些人到会场门口作纠察，劝阻那些来不及通知的代表。
这事决定之后，已是午夜两点钟了。李宗仁很不愉快地回他的公馆。事后，据说郭德洁知道退出竞选，就放声大哭起来。她说:“用了这么多的钱，眼看就要到手的东西，为什么又自动放弃呢?是谁出的坏主意?”郭德洁素来是热衷于做副总统夫人的，而且还希望将来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二位总统夫人。在竞选时，她的确也尽了很大的力。李宗仁忽然放弃竞选,她怎能不伤心痛哭呢!
我回到家里倒是好好地睡了一觉,好似已经得到胜利那样。次晨八点钟,我还打了一个电话给孙科的助选人。我说,李德邻已经放弃竞选,没有人同孙院长竞争了。他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我的用意是，如果他知机的话，就不用自己到会场去扑空，这样岂不是我们的计划更完满了吗!殊不知他竟然去到会场，看见代表的席位疏疏落落，只有他自己方面的代表，不足法定的出席人数，不能选举。大会主席团见此情形,只好请示蒋介石宣布暂时停选。我们的计划实现了，成为当日(二十五日)全国各报最重要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