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U型人生轨迹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

2022-05-17 00:24 来源: 文化之窗 本文影响了:62人

在中共一大代表中,有一个似乎被选择性遗忘的人物——刘仁静。

提到刘仁静,就算比较熟悉中共党史的人,恐怕也只是两个“最”:年龄最小的一大代表(19岁);离世最晚的一大代表(1987年)。

然而,这两个“最”远远不能概括这位传奇人物。其经历曲折动荡、思想变化反复,以至于人们不好评论,或者简单视之为党的蜕变分子,甚至反动派。

刘仁静辉煌与黯淡交织的一生,如此鲜明的对照,恰恰反映了真实的历史——在血与火的激荡年代,一步天堂,一步地狱,一念之间!

刘仁静 (1902 -1987年),湖北应城人。早期活动光彩夺目:五四运动时期的进步学生、中共一大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党早期理论战线的工作者、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

不光彩的历史角色同样引人注目:中国托派的重要代表、先后被共产党和托派组织开除党籍、投靠国民党。

在人生履历上,刘仁静划出一了个大大的U型曲线,前后经历四次转变:由爱国进步学生向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由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向托派分子的转变、由托派分子向国民党阵营的转变、由国民党阵营向人民阵营的转变。

在残酷的历史考验面前,他被大潮裹挟,一波三折的人生让人唏嘘。

早期的刘仁静,高光不断。他从小聪慧,3岁开始读《四书》《五经》,被家族寄予厚望;16岁考入北大物理系,后因受新思潮影响,先后转入哲学系、英文系,博览群书,关心时政,与张国焘、邓中夏并称“北大三杰”。

由于熟读马恩著作,年纪轻轻的刘仁静在“大咖”云集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大胆演讲,举座皆惊,人送外号“小马克思”,颇得陈独秀、李大钊器重。

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天安门集会,刘仁静在会场拔刀猛刺自己腹部,想效仿谭嗣同“以热血唤起民众觉醒”,被身边同学夺下。游行队伍包围卖国贼曹汝霖的家后,还是这个小个子,站到同学肩上,飞身翻入曹宅,打开大门,才有了“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

每次学生爱国行动,刘仁静都冲在前面,多次被捕。在狱中,他因“不服管教”,招致刑讯受虐最重,在“腥秽四塞、湿热蒸腾”地狱中,虽“一日未得一食”,仍拒绝取保。李大钊夸奖他:“小小年纪肯奋斗”。

由于年少有志、才华出众,1921年,刘仁静作为北京代表,与张国焘一同参加中共一大。

中共一大上,刘仁静的表现同样“光彩照人”。他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与被誉为“马克思主义播火者”的理论家李汉俊进行激烈争辩,主张把“武装暴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写入党纲。

两个湖北老乡唇枪舌剑,互不相让,都是整段、整段地引用马克思的原著,还背诵《共产党宣言》中的许多章节,其理论素养和辩才让在场诸人惊讶不已。

最终,刘仁静的观点得到多数代表赞同,在一大纲领中确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则。

刘仁静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表现,更为传奇。 1922年11月,刘仁静随陈独秀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会议。由于陈独秀不能运用大会规定的几种语言发言,刘仁静代为发言。刚刚20岁出头的他,面对各国精英侃侃而谈,获得广泛赞誉,引起列宁的关注,托洛茨基还单独接见了他。如此殊荣,可谓风光已极!

然而,其过于雄辩激进的作风也给人留下不切实际的印象。恽代英曾多次劝他“好争气多论辩,这有可能成为你将来之累,希望你与人为善。”

中共一大结束的时候,年长的毛泽东临别赠言,希望他力戒轻躁之习,“以后要多做实际工作”。

这些建议一针见血,饱含期待。可惜刘仁静太年轻,又一直声名甚重,并没有真正听进去。

1923年7月,刘仁静被推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中央总书记,为推动团的工作和激励青年爱国热情做了大量工作,在青年学生中有不小影响力。但是,由于与团中央其他同志有意见分歧,竟以参加北京大学毕业考试为由,离开了团中央,由任弼时接替团中央总书记职务。

1926年9月,刘仁静受党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学习期间,苏联党内爆发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不久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又被驱逐出境。

对此巨变,刘仁静颇感震惊,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更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导致大革命失败,刘仁静对共产国际产生了怀疑和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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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4月,刘仁静结束在列宁学院的学习,没有直接回国。在没有向党中央作任何请示的情况下,刘仁静自作主张赴欧洲寻访托洛茨基,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刘仁静从苏联到波兰、捷克,又到德国柏林,几经辗转,终于在荒凉的土耳其太子岛见到心中的“偶像”——托洛茨基,全盘接受其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并以此作为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他放弃了自己原先的观点,转而反对工农武装割据,主张积聚力量进行合法议会斗争,等等。

1929年8月,刘仁静回国。党中央派恽代英找他谈话,刘仁静不接受党中央的意见,反而组织成立“十月社”托派组织,还办起了托派刊物《十月》,亲自翻译刊登托洛茨基论文集《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

由于说服无效,党中央在《红旗日报》刊出公开信:限刘仁静三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刘仁静仍坚持己见,于1929年底被开除党籍。

被开除党籍的刘仁静并未停止活动,而是锋芒不收、傲气不改,继续开展托派活动,并于1931年将分散的托派组织统一起来,由陈独秀负责。

然而,刘仁静自称“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托洛茨基的钦差大臣”,公开与陈独秀抗衡,大讲“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引起托派组织成员的反感。1935年,刘仁静被中国托派组织开除。

此时的刘仁静,政治上输得干干净净,生活上无依无靠,仅凭微薄的稿费维持一家人生活,不得不四处投靠,十分狼狈。然而祸不单行,1935年11月,刘仁静在北京被捕,判刑三年。

刑满释放后,刘仁静先是去找陈独秀,被拒之门外。四面楚歌的他失去革命热情,为了生活变得饥不择食。

他先是在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处当科员,不久辗转到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任上校教官,教俄语和历史,又先后在国民党《民主与统一》《前线日报》《时事新报晚刊》当主笔,1948年在国民党政治研究室任研究员。在此期间,刘仁静充当御用文人,写下了不少反对红色政权的文章,完全投靠了国民党

1949年大陆解放,国民党败退台湾,刘仁静如梦方醒,离开国民党留在上海,主动写信给上海军管会,要求处理。但新中国并没有对他打击报复,表示只要他认识错误,就为其安排适当的工作。

1950年,经过反复思想斗争,刘仁静赴京向党中央认错。刘少奇同志亲自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刘仁静悔恨交加,主动向中共中央递交《刘仁静声明》,被刊载在1950年12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

此后,刘仁静一直在人民出版社工作,翻译了十几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和著作。文革期间,刘仁静受到冲击,但受到毛泽东的保护。1985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

1987年8月5日,安度晚年的刘仁静因车祸意外去世。《人民日报》专门发表消息,其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最后一位参加过中共一大的老人,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是非功过,如何评说?

正如国学大师陈寅恪所说,对待历史人物当有“理解之同情”的态度,不能一味苛责。

历史的发展是由无数历史人物共同推动的。这些影响历史的力量,有的直接推动了革命发展,有的反证了革命道路的唯一正确性。在这些不同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中国革命不断选择出最正确的道路、曲折向前。

刘仁静的曲折人生不仅仅是个人历史,更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从幼年到成熟的曲折历程,他的成功、失败甚至背叛也好,都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

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我们应以更加包容的心态、更加全面的视角和更加充分的自信,来看待党的曲折史、看待曲折史中的特殊人物。

中国革命极端复杂、极端残酷,决不是简单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而是从苦难走向辉煌。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在苦水中泡大的孩子,苦难也好,辉煌也罢,都构成了他成长的养料。

刘仁静用自己的经历表明中国道路另类选择的不可能性,他的经历也表明了一点——只有革命意志和革命纪律性最坚决、最彻底的人,才能笑到最后。

对自己的历史和历史人物,当代共产党人应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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