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北宋文学家、知名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洵、弟辙，合称“三苏”。他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己又刻苦学习，青年时期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显露出多方面的艺术才能。枕头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考进士时，主司欧阳修见其文章连称“快哉！快哉！”1059年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英宗即位，任大理寺丞。神宗时，任太常博士、开封府推官，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为杭州通判，改知密州、徐州、湖州。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台有人摘引其非议新法的诗句，以“讪谤朝政”罪名入狱，即所谓“乌台诗案”。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五年后，改任汝州团练副使。哲宗即位司马光等旧党执政，他复为朝奉郎，任登州知州、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充任侍读，又因与司马光等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后任兵部尚书兼侍读、端明殿这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元祐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他以“讥刺先朝”罪名，贬为惠州安置、再贬为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
[解读]
苏轼广为人晓的两首《江城子》，极为有趣地代表着他词风的两个基本方面： 婉约和豪放。前者以委婉曲折、肝肠寸断的柔情取胜; 后者则用豪壮奔放的情怀撼人。这首 《江城子·密州出猎》是苏轼最早的一首成熟的豪放词， 也是其豪放词风的典范之作。
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 (1075) 十月， 即苏轼知密州 (今山东省诸城市) 的次年初冬。此时， 苏轼年仅四十， 正值壮年， 但朝廷内部愈演愈烈的明争暗斗，使苏轼被迫外任，他深察出了仕途的艰险，而兴起了某种迟暮之感，因而篇首自称“老夫”。然而，苏轼的迟暮之感原系发自内心的苦闷和牢骚， 他在本质上是不伏老的， 因此， 下面立即用 “聊”字一转， 推出 “少年狂”三字，让开篇顿显示出豪放的气韵，渗透了他少年时期的狂劲和威风。接着， 下面词人便紧扣 “狂”字， 寥寥几笔展现出一幅气吞山河的围猎场面： “左牵黄， 右擎苍， 锦帽貂裘， 千骑卷平冈。”他左手牵着黄狗，右手高擎着苍鹰， 威风凛凛， 气度非凡; 而随从的猎队武士也一个个锦帽貂裘，全副武装，精神抖擞。这三句， 词人是在静态中描写出围猎人员的英姿; 而 “千骑卷平冈”一句， 则由静入动， 一个 “卷”字， 形象而醒目地突出了骑速的迅猛，刻画出千骑一掠而过，宛如疾风卷落叶般席卷了山冈的气势， 从而使词作具有了豪迈磅礴的气韵， 令人心胸振奋。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 看孙郎。”这三句，词人继续推进描写场面的壮观和自己的“狂态”。倾城的民众都被田猎的盛况吸引了，他们纷纷跟从着太守涌出城外;太守也因此豪情倍增， 定要亲手射虎，以答谢满城父老的信任，让他们看看今日的孙权——在《三国志·吴志·吴主传》中，记载着孙权曾 “亲乘马射虎于庱(ling)亭，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的英勇事迹。这里苏轼以孙权自比， 显示出自己的勇武胆壮和有所作为。
词的上阙写围猎的场面， 渲染出词人的外在 “狂”态; 下阙则写饮酒小憩，又突出了他内心的 “狂”情：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畅饮极欢，愈激发出词人的豪情壮志，虽然两鬓已微见花白，但这又有什么妨碍呢?这里，词人把首句隐含的人生迟暮之感一扫而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激荡出一股旺盛的青春活力。“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是以古喻今， 从而具体袒露了词人的内在豪情。据 《汉书·冯唐传》记载， 冯唐曾劝谏汉文帝不要因小过失而罢免了抗击匈奴有功的云中太守魏尚，文帝就派他“持节(符节)”前往赦免了魏尚。这里，苏轼又以魏尚自况，显示自己希望能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以效力疆场，实现自己抗击侵扰之敌的宿愿。
末尾三句， “会挽雕弓如满月， 西北望， 射天狼。”(天狼， 即天狼星，古人用之比喻贪残掠夺者，这里实指西夏)作者在“狂”态、“狂”情的基础上，进一步抒发了他志在报国的豪迈胸襟，使一位慷慨激昂的志士形象完整而深刻地屹立在读者面前，从而更增添了词风的粗犷豪壮，具有振人心魄的阳刚美。
苏轼创造这首豪放词，是当时以革新政治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精神的曲折反映。在北宋中后期的表面承平而内里危机四伏，财政和国防日见贫困和软弱的时代里，以专主闺情离怨和花月脂粉为题材的狭窄词体，能否适应艺术反映广泛现实生活、面向庄严人生，以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和要求?这成为当时时代向词的作者们所提出的一个崭新的历史要求。而苏轼正是以他锐敏的时代感和富于开拓的创造精神，使其词在脉脉柔情的传统词风中， 敲响了慷慨激越、纵横奔放的豪迈鼓乐， 从而解放了词体，扩大了词作的社会生活题材面，刷新了词的创作意境，赋予词以新的思想和新的生命，把词引向了带方向性转变的趋向，达到了“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 (王灼 《碧鸡漫志》) 的艺术作用。
苏轼豪放词《密州出猎》的出现，还与他反世俗、反潮流的革新精神有关。苏轼在写完《密州出猎》词后不久，就在《与鲜于子骏》书信中说：“所惠诗文，皆萧然有远古风味，然此风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则疏矣。但时独于闲处开看，未尝以示人，盖知爱之者绝少也。所索拙诗，岂敢措手， 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却颇作小词， 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很显然，苏轼写此《密州出猎》词，是与鲜于子骏的 “萧然有远古风味”、反对“求合世俗之耳目”的诗风有着密切关系。当时，词为艳科的脂粉之作充斥文坛(包括 “柳七郎风味”之类)，苏轼偏要与此 “世俗”相对抗。他虽知这种脱俗叛道的作品将会遭到 “爱之者绝少”的际遇，但他为实践其艺术理想而自成一家，仍然执拗地并颇为自负地去进行创作、去开拓新径。另外，在音乐上，世俗通常是以十七、八大姑娘执红牙板唱艳科词，而苏轼却偏要把其 《密州出猎》词 “令东州壮士 (山东大汉)抵掌顿足而歌之， 吹笛击鼓以为节”，并从而获得了“颇壮观也”的艺术效果，这在词史上实是一件惊世骇俗之举。
苏轼曾强调作家内在的“体气高妙”(《书子由超然台赋后》)，亦即胡寅所说的 “逸怀浩气”(《酒边词序》)。而“豪放”， 正就是这种气质的表现。苏轼创作这首《密州出猎》词，除了使词容纳了新题材、新主题，把爱国激情和民族自豪感当作时代最强音来加以歌唱而外，他还在词的表现艺术上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成果。如苏轼为在《密州出猎》中充分表达其内在的“浩然之气”，竟打破了词格的“上片提出词意，过片另起”的既往成规，一气呵成地抒发了他“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的报效疆场的宏伟宿愿，从而实践了他“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艺术理念。
此外，苏轼把豪放气质入词，还与他“以诗为词”、深入贯彻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有关。苏轼作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杰出领袖和最后完成者， 他是第一个把诗文革新精神推进到词的领域中的文学作家。
所以我们说，《密州出猎》的出现，不仅是作家有见地、有远识、有酝酿、有准备的崭新创作， 而且也是他创造豪放词的典范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