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改革之发轫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赵一苇
发于2019.7.1总第905期《中国新闻周刊》
1978年6月30日晚11点，夜色已浓，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依然灯火通明。
这是一场持续了7个多小时的会议。中央政治局正在听取谷牧关于考察欧洲五国的汇报，出席汇报会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成员以及王震、康世恩两位副总理（邓小平另找时间单独听的汇报）。
为这场汇报，谷牧做了精心准备，他手里拿着的这份1.5万字的《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是考察团花了半个月时间写成的。但他没料到，会开得如此之长。
来自外面世界的新鲜信息，令听汇报的每个人都感到震撼。这些领导人均表示，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对外开放的时候了。
“第一次提（引进）65亿，第二次180亿，现在有一些新的设想，步子还可以再大一些。”华国锋说。
农村政策悄然转向
“不准泄密！”
1978年2月，山西省闻喜县南郭村19名社员冒着极大的风险，悄悄签署了一份包产到户的合同。每一份按着大红手印的合同上，都写下了这四个字。
起草这份秘密合同的人叫张炳新，是南郭村第三生产队队长。他悄悄找了村里19个胆子大的社员，以生产队队委会的名义与他们签下了一份约定“超产部分归自己所有”的合同。到了秋天，19户社员承包的棉田总产8000多斤，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
这是中国农村改革真正的第一村，早于安徽肥西县小井庄的包产到户约9个月，早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包干到户约10个月。
1978年冬，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大包干”契约。图/新华
但地处“农业学大寨”的策源地山西，这个“第一村”并没能成气候。支持此事的闻喜县县委书记张世贤还受到了省农委的批评。
同样支持生产队自主权的安徽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的命运就大相庭径。1977年春，他主持基层农村调查后，向省委写出了报告，提出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六条措施。当时的省委领导并不认可这份报告，依然强调“学大寨”抓纲治国。直到1977年6月，中央改组安徽省委领导班子，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王郁昭的报告才引起了万里的重视。
在滁县地委报告的基础上，安徽省委形成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文件强调，农村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实行按劳分配，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允许和鼓励社员自主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等等。
王郁昭后来担任了安徽省省长、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等职。曾担任其秘书多年、现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崔传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随着“省委六条”的贯彻，安徽省农村政策放宽，群众思想开始活跃，一些地方偷偷搞包产到组、小宗作物包产到户、口粮田等多种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揭开了安徽省农村改革的序幕，敲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钟声。
1978年2月，《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向全党推荐安徽的“省委六条”。
在基层和地方，中国农村经济政策已悄然变向，“农业学大寨”的口号逐步为“落实农村政策”的呼声所代替。但在高层，分歧依然严重。
整个1978年，纪登奎作为分管农村工作的常务副总理，都在为预定于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会议主题是经济工作，核心是农业问题。纪登奎主持了两个农业文件的起草，一是《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是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曾任纪登奎秘书、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赵树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华国锋、陈永贵等领导人主张更好地推广大寨体制，特别是希望更快地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纪登奎则主张稳定生产队基础，给予农民较多的经济活动自由。他多次公开与陈永贵争论，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大寨经验中“割资本主义尾巴、收自留地、限制家庭副业、取消集市贸易”等核心内容。
这两个文件在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获得通过。文件提出了“三个可以”，即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包工到作业组，但同时又规定了“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
1981年，部分“大包干”带头人在茅草屋农舍前合影。图/新华
“包产到户”，这曾折了无数有识之士的政治生命的四个字，当时依然令人谈虎色变。其最终破题，还要等到1982年的中央“1号文件”。但高层的容忍度，毕竟不同了。农村改革虽然受挫，探索却并未中断。
“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关键，恰恰在于政府包容了农民的首创，尊重了农民的选择。”赵树凯说。
出国考察潮
1978年，中国进行了内部称为“还债”的密集外交出访。
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后，美国、英国、日本等主要西方国家元首都先后访华，由于各种原因，中国却并无对等级别的回访。因此，“文革”结束后，中国领导人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回访。
这一年，中国有12位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
1978年也是邓小平出访最多的一年。年初访问缅甸和尼泊尔，9月访问朝鲜，10月下旬访问日本，11月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出访的亲身见闻，加上其他考察团的汇报，强化了他的紧迫意识，也使他的改革思路更加清晰起来。
8月14日至9月1日，华国锋对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伊朗进行了访问。这是继毛泽东1957年访问苏联后，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第一次出国访问，也将出国考察推向了高潮。
除了外交需要，领导人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亲眼看一看世界各国的现代化究竟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并寻找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
中国当代史研究学者、《探路之役》作者萧冬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77年，编制现代化长期规划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对外引进，被视作实现规划目标和寻找资源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