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在三十年代初还留在国民党统治区，他们的“左”倾错误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同月7日至20日，在瑞金举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随后，选出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当时各个苏区仍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苏区和各部分红军的统一指挥。然而，中共临时中央的着眼点，是基于共产国际的指示，片面地强调苏维埃政权同国民党政权的对立，急于要求“把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联系成整个苏区”，似乎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近在眼前，这种估计是不切实际的。中共临时中央起草并为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规定了一些过左的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对根据地的发展是有害的。从1930年下半年起，中央苏区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曾出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把一些忠实于革命的干部和战士当作AB团、社会民主党等而杀害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1932年夏，国民党当局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后，立刻调集大批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他们的战略部署是分两步走：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得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首先调集三十多万军队，在1932年7月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攻，自任总司令。那里的红军主力是以徐向前为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经过长期的艰苦战斗，已发展到约四万五千人，有较强的战斗力，他们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如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主动诱敌，避强击弱，包围迂回，围点打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在特殊条件下，主动进攻作战，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但四中全会后被派去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一到鄂豫皖边区，就从个人野心出发，排除异己，撤销原边区领导人曾中生的职务，不久又在肃反斗争中杀害了忠实于革命的红军优秀将领许继慎和大批干部与战士（曾中生后来也被杀害），造成严重的混乱。当国民党准备大举进攻时，张国焘又盲目轻敌，不作对付“围剿”的准备，反而命令红军远道向南出击。红四方面军英勇作战，给国民党军队以重创，但自己也遭到重大伤亡，并在连续作战中打得十分疲劳。这时，国民党军队已重兵压境，使红军一开始就处在被动地位，数战不利。张国焘张皇失措，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二万多人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历时两个多月后，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边革命根据地。
在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同一个月，国民党军队十万多人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湘鄂西的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邓中夏相继任政治委员），从1930年冬起，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多次胜利。洪湖地区的红军，利用湖泊水网的有利地形，开展游击战争，给敌人重大杀伤。但四中全会后被派去担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三军（红二军团在1931年3月改编为红军第三军）政委的夏曦同样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针，在肃反斗争中错误地杀害了段德昌等大批优秀将领，在作战中，先是轻敌冒进，后又转为消极防御，使部队遭到重大伤亡，只得退出湘鄂西（夏曦后来在行军中牺牲）。经过长期转战后，开辟了黔东革命根据地。随后，任弼时等率领的红六军团（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前来会合。红三军也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由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使他们的力量得到很大增强，共同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还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提出要求：“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1932年8月，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挥下，连克乐安、宜黄，取得歼敌三个旅的胜利。这时，苏区中央局前线同后方的负责人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后方负责人要求红一方面军在敌军大举进攻前主动出击，攻城打援，取得速胜。在前线负责指挥的周、毛、朱、王在9月下旬连电苏区中央局表示：“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举行全体会议。会议严厉批评前线的部署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方针。对毛泽东是否仍留在前方的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周、朱、王坚持将毛留在前方，但多数人不同意。会后，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随即撤销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
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三十多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以陈诚指挥的十二个师约十六万人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这时，红一方面军兵力约七万余人。苏区中央局连电前线，要求红一方面军主动出击，迅速攻占南丰、南城。周恩来从实际情况出发，复电说明目前条件不利于攻城，红军应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这个正确的意见遭到苏区中央局的拒绝。周恩来、朱德在率部强攻南丰不克后，迅速下决心将主力秘密转移，寻机歼敌。在黄陂、草台岗两次伏击，歼灭前来追击的陈诚部精锐主力近三个师，缴枪一万余支，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并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正当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进行时，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临时中央早在一年多前便已提出：“取得中国革命在几个主要省份(湘鄂赣皖)的首先胜利。这一任务已经不是将来革命发展的前途，而是目前所要实现的摆在议事日程上的斗争任务。一切我们工作的布置，就要拿这一任务的完成为中心!”[8]临时中央在进入中央苏区后便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贯彻执行“左”的冒险主义方针。为了排除障碍，他们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把抱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看作“机会主义者”，开展“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邓小平等，根据实际情况，反对这种“左”倾的“进攻路线”，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临时中央在福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毛泽东的各项正确主张。对不同意见的压制，造成人心惶惶，使中央苏区内的政治空气变得极不正常。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自任总司令。他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强调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对中央苏区在经济上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的新策略，步步推进。他先后调集一百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五十万军队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苏区进攻。
这时，中央苏区的红军兵力已有八万多人，比过去有很大增强。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依靠和共产国际有关系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负责军事指挥。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的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等错误口号，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敌，结果是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他们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就使战争的发展对红军日益不利。
当时出现过一次对红军粉碎“围剿”很有利的机会。曾在上海坚持抗日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将领等1933年11月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李济深为主席，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在1933年1月17日发表宣言，愿意在下列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抗日作战协定：“(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这是个有重要意义的宣言。但博古等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拒不接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提出的正确意见，认为十九路军的抗日反蒋行动是“欺骗群众”，不肯在军事上同十九路军进行配合。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于1934年1月很快失败。由于红军坐失了这次良机，蒋介石便得以在打败福建人民政府后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包围。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会议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继续发展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当强大敌人进攻时，在土地问题上，进一步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政策，结果是扩大打击面，造成社会混乱。“左”倾冒险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恶果，就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失败，并且导致只能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
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博古、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决定调集红军主力，修筑工事坚守广昌，并亲赴前线指挥。经过十八天血战，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10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八万六千多人撤离中央苏区，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这便是长征的开始。
这年7月，红七军团奉命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活动。他们同方志敏部红十军会合后，成立红十军团，继续分两路北上抗日。但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堵追下，终因众寡悬殊，在1935年1月失败。方志敏被俘，英勇牺牲。
在大革命失败后那样极端严酷的形势下，由于党吸取了用鲜血换来的教训，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曾经使革命重新走上复兴的道路。当国民党政府最初对苏区和红军发动大规模“围剿”时，尽管敌我力量那样悬殊，由于党和红军采取了正确的方针，依然取得多次反“围剿”战争的巨大胜利。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情况本来十分有利于党和红军去团结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推向前进。可是，由于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权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结果，几乎导致革命的失败。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