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份，济南的高肇甫先生，给身在北京的周恩来写了封信。信的内容很简单，就是两点：
第一：告诉周恩来，这么多年来高家人生活得不太如意，言下之意是想进京求职；
第二：向周恩来诉说母亲对他的怀思之情。
其实对于这封信，高肇甫是想了许久后才敢动笔的。他不确定，已经身居要职的周恩来，是否还记得他们高家。毕竟周恩来和高家已经有近30年没联系了，毕竟父亲高亦吾只是他的小学老师。
但高肇甫显然又不得不这么做，因为父命在上！
8年前春节刚过，父亲高亦吾临终前曾非常正式地把全家人都叫到身边，交代后事。对儿子高肇甫，老爷子只交代了一句话：
你日后可去找周恩来，什么时候去他都会很好待你。要记住，听他的安排，跟着他不会走错路。
话毕，60岁的高老爷子才肯咽气。
自从患上脑膜炎后，老爷子说话就不太利索了。但最后这两句话，全家人都听得很真切。此时，高肇甫才知道：整整21年了，父亲仍然没有忘记那个在课堂上喊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学生。
图：高亦吾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看老爷子这两句遗言，其实有两点在当时来说是不太寻常的：
第一点：老爷子这话是在1941年春天说的，当时是日本人最猖獗的一段时间，周恩来的名字长期在日本人悬赏捉拿的名单上挂着。他的将来会怎么样？谁也不知道。但老爷子那时候就料到了，将来有一天，自己这个弟子一定会有出息，作为老师他笃信这一点。这种眼力，不寻常。
第二点：老爷子最后一次和周恩来见面，是1920年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到他说这话时两人已经是21年不见，但他却对儿子说“什么时候去他都会很好待你”。那样的乱世里，多少骨肉亲情都被辜负了，难道真的会有不因岁月改变的师生情吗？老爷子笃信这一点。这种相信，不寻常。
既然父亲都这样交代了，那高肇甫自然只能照办。只是在接下来的8年里，高肇甫真的不太有机会能找到周恩来。因为多数时候，他只能在各种报纸上看到周恩来的消息。
直到1949年7月，大局已定，高肇甫知道周恩来在北京了，才写信给他。在他看来写这封信就是为了完成父亲的心愿，至于对方会不会回，自己能不能进京工作，他都是不确定的。
不久，他收到了周恩来的回信，内容概括下来就是4个字：
来京一叙。
高肇甫到达北京已经是数日后了，一进京其实他就后悔了，他觉得自己不该来，原因是：周恩来太忙了。
接待高肇甫的是一位姓杨的秘书，他给了高肇甫50块钱，还拿了一身中山装给他换上。并告诉他这都是周总理的安排，只是总理现在太忙了，还腾不出时间来见他。这一等又是数日，直到有一天杨秘书打电话给他，称总理终于有时间了，让他赶紧到西花厅来。
就这样，高肇甫终于见到了总理，因为紧张他甚至一度说不出话来。而周恩来听到恩师已经离世的消息，泪流满面。对此，高肇甫是没有预料到的。他不清楚总理为何对父亲有这么深的感情，在他看来老爷子不就是一个小地方的穷酸老师吗？
在接下来长达3个小时之久的谈话里，基本上是周恩来在回忆，而高肇甫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听众。正是因为这些点滴的回忆，高肇甫才明白了，为何父亲会留下那样不寻常的遗言。
图：周恩来
高亦吾是济南章丘人，1881年出生于一个颇有名望的家族。他是一个奇才，12岁时就读完了四书五经，16岁就进入了山东高等学堂历史系。
那时候学历史的年轻人，多数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但高亦吾不一样。他加入了同盟会，组织同学们成立了诗社，只要有空他就带着同学们走上街头演讲，号召大家一起反清反帝。
这样的学生济南当局肯定留不得，于是高亦吾成了抓捕对象，不得已之下他从济南逃到了东北奉天，在奉天省官立东关模范两等小学校当历史老师。这一年是1909年年末，高亦吾28岁。
教一群小学生，对饱学的高亦吾来说，显然是小菜一碟。唯一让他觉得不快的是，在这所小学他没办法再大谈救国之道，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听不懂、或者说也没什么兴趣听。
直到一年后的秋天，他在课堂上认识了一个带着南方口音的男生：12岁的周恩来。有时候生活就是这么有意思，它会以一种当事人想不到的方式，给执着追求理想的人一些特殊的奖励。周恩来的到来，就是生活给高亦吾最大的的奖励！
其实刚入学时，周恩来就听学长们说起过：咱们学校的历史老师是个奇怪的老师。他在光绪末年就剪掉了长辫子，上课时不穿长衫，永远是洋装革履。而且每次讲课都爱跑题，不管开始讲什么内容，最后都能扯到反帝反封建之类的革命上去。
虽然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但当周恩来真的来听高亦吾的课时，还是被震撼到了。激昂的语调、沉痛的话题，一句一字都扎在了周恩来心里，这些东西是他在老家的私塾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多年后，周总理仍然记得有一堂课，高老师说的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那一堂课他和很多同学都听哭了……
高亦吾讲得神采飞扬，周恩来听得义愤填膺。而且听完之后，周恩来还总是找到老师，问各种问题。不久后，高亦吾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周恩来：
他是我执教以来碰到的最好学生。
高老师这样说显然不只是因为周恩来成绩好，而是出于一种知己式的欣赏。他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的小学，能遇到一个听得懂大道理的孩子。
从那以后，高亦吾会给周恩来讲他自己的事：讲他当初在济南搞革命时做的那些大事；讲他因为搞革命，连累母亲被下了大狱；讲他希望将来有机会，还能继续干革命……
有时候两人聊得太晚了，高亦吾就留周恩来在家里吃饭、在家里住下。他知道周恩来是刚刚从淮安出来，一直借住在四伯父家里，每天只有几个铜板吃饭，所以每次做了什么好吃的，他都要给周恩来备上一份。
小小年纪的周恩来，虽然听得懂高老师说的这些大道理，却并不清楚自己能做些什么。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高老师带着学生们一起走上街头、广场，他振臂高呼：
鞑虏不除，民国不立，四万万炎黄子孙誓不罢休。
看着热情的学子，看着不顾危险的老师，这时候的周恩来才突然理解了他。回到学校，他做了一件让高亦吾没想到的事：
剪掉了长辫。
就这样，周恩来成了学校里第一个剪掉长辫子的学生。至此，东关模范学校里奇怪的就不只是一个姓高的老师了，还有一位姓周的学生，两人都是短发。
正是因为受到高老师的影响，在数天后，周恩来“一鸣惊人”。
那天是一节修身课，上课的是学校的魏老校长。一时突发奇想，他问了大家一个这样的问题：
请问诸生为什么而读书？
学生们给了他很多回答：
为明理而读书
为做官而读书
为吃饭而读书
为挣钱而读书
这些回答都是再正常不过的，魏校长觉得他们说得挺好。同学们如此踊跃，但一向爱发言的周恩来却坐在一边没有说话。魏校长于是刻意点名，就是这一天周恩来说出了：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这一年，周恩来不到13岁。一个13岁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老校长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带着疑惑又问了一次：
你再说一遍，为什么而读书？
答案还是一样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9个字，铿锵有力。过了许久，老校长说了这样一句话：
有志者当效周生！
周恩来在100多年前说的这段话，成为了一代人的座右铭，直到现在这个片段仍被选录在语文课本中。
后来很多人都觉得奇怪，为何一个小学生，会有这样的想法，而且后来的几十年，他会用一生去践行当年说过的这句话。原因，其实我们可以从高亦吾身上找到。有时候，一个老师对孩子的影响就是一生的。
此后，周恩来成了全校的名人。这一年的10月份，入东关模范学校的第二年，周恩来写了一篇名为《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的作文，其中有一节是这样的：
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
这是周恩来保存下来最早的一篇文章。不知大家读到这段文字，是否能相信这是一个不满14岁的孩子写的？
“成伟大人物”在那时，就已经成为了周恩来的人生追求之一。至于何为“伟大人物”，当时小小年纪的周恩来在后一句话里，是打了一个问号的。而在多年后，他活成了无数国人心中伟大人物该有的样子。
对于这篇作文，当时国文老师给出的评价是：
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
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不久，这篇作文被上海进步书局和大东书局两大书局同时当成了范文，出版给全国学生看。一直以来，很多人认为周恩来的优秀是从南开开始的。但从这篇作文来看，时间要更早。
两年后，因为四伯父工作的调动，周恩来要离开奉天了，32岁的高亦吾万般不舍。他想送学生一件礼物，听说已经有老师送了诗、画等。他不想和别人一样，所以提笔送了周恩来两个字：
翔宇
这两个字，就这样成了周恩来的字。
接下来几十年里，周恩来给人写信时，基本上都署名“翔宇”。翱翔于宇宙，高老师这两个字取得很大气，周恩来看完高兴得很，也班门弄斧，回赠了老师这样几个字：
同心努力，前程万里指日登！
此次分别后，周恩来和高老师就很少见面了。高老师在奉天没干几年，就去了北平，在一个公署任职。
而周恩来，则如愿地入南开学校读中学。期间，他曾留学日本，后又回到南开继续念大学。虽然在整个读书生涯，他都很穷，但却十分活跃。他在天津办觉悟社，带着同学们走上街头，这些当年高老师年轻时做过的事，他也全部都做了。那时候的天津教育界，都知道南开有个姓周的学生，胆子大得很！
一个在北平，一个在天津，周恩来再见到高老师时，是他去北平组织学生活动时。师生再见面，高亦吾只叮嘱了一句话：
你在天津创办的“觉悟社”轰动京畿，据传你的名字业已在册，当局声言要捉拿一切成员，你千万务必当心！
高老师能说出这番话，周恩来其实是颇为惊讶的，原来这些年老师一直关注着自己的动向。
但在当时的周恩来看来，他现在做的这些事，其实就是和老师10年前在济南做的事是一样的。当时老师都敢做，他又有什么好害怕的。而对高亦吾来说，他是真的担心，毕竟执教这么多年来，周恩来是他最好的学生。
回到天津后，高老师的话果然应验了。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等20余人因抵制日货、抗议军警而被天津当局逮捕。
这事传到高亦吾耳朵里后，把他急坏了。当时他正在北平公署任职，也就是说他也是政府的人。
39岁的高亦吾，此时上有老母亲需要养活，下有一双儿女需要照顾。这时候如果出手帮周恩来，无疑是要丢饭碗的。但他没有犹豫，直接赶到天津，要帮一帮自己的好学生。
这个曾经一身傲骨的读书人，当年自己被追捕的时候，都从来没有认过怂，如今却为了一个只教了两年的学生四处求人。这在我们现在看来，显然不太容易理解。但在当时，面对周恩来这件事，很多老师都做出了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
这些老师里有能说得上话的教育名流，如南开大学校董严修、校长张伯苓；也有像高亦吾这样的普通老师，如南开体育老师韩慕侠，这位武艺高强的韩老师，甚至跑到了省长办公室和省长理论。
为何这些人都愿意为一个穷学生去求人？笔者认为，这种偏爱其实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私交，而是那时候他们已经在周恩来身上，找到了大中华年轻人该有的样子。
在所有人的努力下，1920年7月17日，周恩来等人被放了出来。这次事件，让周恩来由天津名人，变成了全国名人。
出狱后，周恩来与高亦吾再次相见了。这次相见的气氛注定是悲伤的，因为此时的周恩来已经意识到了搞革命是一条怎样艰辛的路；而惊魂未定的高亦吾，也明白这个学生将来的路不会好走。
这一年，周恩来挥泪告别恩师，登上了“波尔多”号赴欧洲留学。这一年，距离他喊出那一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过去了9年多。
这次见面，是周恩来和高亦吾最后一次见面。在那样的烽火岁月里，师生俩的命运其实都被历史裹挟着。
图：周恩来
高亦吾丢了在北平的工作，回到了济南，在省建设厅任职。后因战乱，又回到了章丘老家，这段时间他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
但在此期间，他拒绝了很多工作，拒绝的理由在当时很多俗人眼里，挺“傻”的。
他拒绝县长郭德夫的邀请，原因是：郭德夫是个亲日派。
他拒绝去某公署当秘书的肥差，原因是：公署主人有当汉奸的嫌疑。
别人都不理解，一个穷酸读书人，怎么就这么多穷讲究。对此，他就是一句话：
国家蒙难，民不聊生，替敌效劳，实愧堂堂华人国民！
这个话，和当年周恩来在作文里写的内容何其相似。所谓知己，大概就是从价值观的相似开始的。
此后，为了生计的高亦吾自己想办法，用多年攒下来的钱，在济南开了一间学馆教书。钱虽然赚得不多，但在他看来，至少这钱赚得干净！
在接下来的21年里，直到高老师病逝，周恩来都没有找到机会去章丘看看他。但在外时，周恩来从来没有忘记过恩师。
1936年，周恩来因西安事变的事，见到了张学良的秘书陆广勋。周恩来知道陆广勋认识高老师，便当场询问起恩师的状况，听说对方也不知道时，周恩来说了这样一番话：
读书期间，我对高老师的印象最深，受其影响最大。可以说，假如我少年时代没有恩师的栽培，就没有我个人的今天！
这话陆广勋印象很深，他没想到一个小学老师，周恩来能记这么多年。周恩来虽然是个外交天才，但其实并不擅长表达个人感情，甚至对自己的父母他都没有说过类似“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之类的话。
了解了这些，其实我们就能明白，为何他一接到恩师儿子高肇甫的信，就赶紧让他进京，还一谈就是3个小时。对于这位小学老师，他确实有太多的感激。这3个小时的谈话里，周恩来把和恩师过去的种种，都回忆得清清楚楚。
图：周总理和高肇甫一家合影
会面结束后，周恩来把高肇甫安排到政务院的档案科工作。虽然只是档案科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但这也是周恩来平生唯一一次，破例给人安排工作。
唯一一次，这个话一点儿也不夸张。周恩来自己没有儿女，但两个亲弟弟却都有孩子。周恩来任总理后，对这些亲侄子、亲侄女立了十条家规，笔者列出其中前5项，大家看一看：
一、晚辈不能丢下工作专程进京看望他，只能在出差路过时才可以去看看。
二、外地亲属进京看望他，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住宿费由他支付。
三、一律到国务院机关食堂排队就餐，有工作的自付伙食费，没工作的由他代付。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购票入场，不得享用招待券。
五、不许请客送礼。
正是在这样的家规之下，周家后人全部都低调生活。以其侄子周荣庆一家为例，他们在焦作生活了54年，在这54年里，连身边的邻居同事都不知道他们是周总理的亲戚，也不知道周荣庆的父亲周恩溥是殉国的烈士。
很显然，周恩来给高肇甫安排工作，并非出自私情。而是因为他很清楚高家人的风骨，这是出于对他们一家的尊重。对这样的人，周恩来愿意去安排。
当然，高肇甫也没让周总理失望。1953年，高肇甫响应号召请求去基层工作，临行前他又一次见到了周总理。他向总理保证会做好份内的事，不丢父亲的脸。总理笑着对他说：
以后不要老总理总理的，你我是兄弟、是同志嘛。
就这样高肇甫到了淄博，在那里兢兢业业工作了半辈子。此后，周恩来一直关心着高家的情况，听说师母生日，他省吃俭用节约100块钱，给师母寄去。师母去世时，他又再寄了100元算是安葬费。
1976年1月份，周总理病逝，高肇甫很想回京送一送总理，却收到了邓颖超的急电：
按恩来遗嘱丧事从简的要求，谢绝一切亲友进京。
高肇甫不能违背总理遗愿，只能在家里纪念。晚年的他从单位上退下来后，一直珍藏着总理给他的回信。他觉得这些信是高家的骄傲，是父亲和总理师生情的见证。
高亦吾先生，至死都没有看到周恩来当上总理的那一天，也没有看到他想要的那个新中国。但笔者相信，1941年春天，当他在弥留之际对儿子说出那段遗言时，其实已经预想到周恩来终将成为他作文里的“伟大人物”。这份笃定，他一直都有。谨以此文纪念周总理和高亦吾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