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1月17日，中国杭州半山安贤园安葬了一位特殊的人物的骨灰，他虽然是金发碧眼的美国人，却几乎被所有的中国人熟知，他的名字叫作司徒雷登。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以新华社评论员的身份，就美国在1949年8月5日发表的“白皮书”，写下了一些列脍炙人口的名篇。
包括《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友谊"，还是侵略?》等5篇评论文章，彻彻底底地揭露了美国虚伪的嘴脸、抨击了美国政府扶持蒋介石内战的事实，提出了“中国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这一伟大的命题。
事到如今，71年的时光悄然过去了，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评论文章中的预言，大部分都已经成真，抛弃了幻想的中国人民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这也验证了毛泽东的“时代强音”——“中国人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中”。
尤其是在今年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中国政府和人民上下一心，几乎成为了全世界唯一的“逆流而上”的存在。中国人民一路走来，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但最终在斗争中获得了历史性的成功。
回顾71年前的那段历史，或许我们该重读毛泽东写下的《别了，司徒雷登》，坚定不移地以中国人的双手创造属于中国人的历史。
1949年的中国内部，出现了很多不自信的声音，这种不自信不仅来源于自1840年之后，被时代的巨轮碾压得体无完肤的近代中国历程，更与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强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当时的很多小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民主个人主义者以及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忌惮于美国的强大实力，希望能够与美国在官方层面进行对话。同时，这些人一方面对美国有着深深的幻想，甚至将中国的命运寄托在它的身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他们不但接受了美国虚伪的所谓的“援助”，同时还甘愿充当美国人的走狗，将国家的命运托付于这群资本主义者的手中。
1946年到1949年，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国民党和美国人沆瀣一气的阴谋被粉碎，解放军如神兵天降般地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蒋家王朝以及其爪牙们不得不另谋出路。美国政府在1949年8月5日急急忙忙地发布了100多万字的“白皮书”，企图为自己“假援助，真侵略”的行为洗白，有一个人以力挽狂澜的姿态，揭穿了背后的种种阴谋，发出了那个时代的强音。
他就是毛泽东同志，《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可谓是一把锐利的尖刀，直直地刺向马歇尔等人的心脏。
文章一开头就揭穿了美国人“甩锅”的把戏——“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这不过是美国人掩人耳目的舆论攻势，即便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但事实就摆在那里。
司徒雷登这个人对于中国的教育事业确实有贡献，但却不能因此就被他迷惑了，他的本质还是一个“时刻维护美国利益的标准的美国人”，这是司徒雷登与中国不可调和的矛盾，也是美国与中国不可调和的矛盾。
1946年，司徒雷登以70岁的高龄被马歇尔相中，成为了新的美国驻华大使。这是司徒雷登命运的转折点，同时也暴露了他“滑头政客”的本性，司徒雷登人生的悲剧怪不得他人。作为一个“自幼就生长在中国”、“杭州话要比英语好”、“从事教育且桃李满天下”的中国通来说，没有哪个美国人比他更了解中国，也没有那个美国人有他那样的好人缘。
1946年恰逢司徒雷登的生日，国共两党以及民间的诸多人士，都对这位“教育家”发出了慰问与祝贺信件。各界人士齐聚一堂，共同为这个“燕京大学的创办者”、“中国近代教育的奠基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庆祝生日。但是，短短的3年之后，这个白发老者的真实意图就暴露了出来，他的本性在时代的抉择中显露无疑，虽不至于人人喊打，却落得个声名狼藉。
《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这部档案中，记录了司徒雷登的“对华政策”，其为了美国的利益殚精竭虑的本性一览无余。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他的评论，与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的评论如出一辙——“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
然而，温和无害的表象之下，包裹着的是狼子野心。1949年，司徒雷登为了缓和美国政府与共产党的关系，避免中国政府倒向苏联阵营。他一方面建议美国有关方面“认可中国政府”，另一方面筹划私人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会晤。
当时的北平方面欣然应允了他的请求，并且提出可以安排飞机给他，而美国驻天津、上海和北平的总领事馆也基本认同了他此次会晤。
当然，这并不就意味着司徒雷登以及美国方面放弃了国民党，美国驻天津、上海和北平的总领事馆是有附加条件的——“事后必须访问广州，以避免引起蒋方面的误会，也打消外界关于弃蒋扶共的疑虑”。然而，司徒雷登在向国务卿艾奇逊发电报请示之后，只得到了极为冰冷的一句回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
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美国政府的意图彻底地暴露了出来，毛泽东他老人家在文章中如此引用了艾奇逊的原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而后，毛泽东具体地分析了美国政府为何不采用第一、第二种选择的原因，“”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
“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毛泽东在文中援引了艾奇逊的有关信件，最终得到了一个结论——“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而且是三点顾虑，第一点顾虑在于中国人民反对他，第二点顾虑在于美国人民反对他，第三点顾虑在于苏联可能趁机攻击他。因此，美国所谓对中国的“援助”，不过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他们真正的目的是要趁机渗透然后默不作声地控制中国。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毛泽东在文章中这样说道，“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
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这不仅是存在于眼前的矛盾，还必将在日后显现出来。“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毛泽东以如椽的巨笔，直截了当地戳穿了美国所谓的“民主”，那不过是华尔街与白宫的同流合污罢了。
中国必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中国的命运必定要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老人语重心长地告诫那些对美国还抱有幻想的人：“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
而看似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司徒雷登，他在担任三年大使馆领事期间，做了什么工作呢？他所期望的中国，不过是一个削弱的、分裂的、党派林立的中国，这在他的档案中随处可见。“我们必须构想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让委员长引退，并组成联合政府，由张治中与马家（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宾）节制西北，四川、云南、贵州也分别由各省主席控制……这期间，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
他主动提出的前往北平会晤周毛等人，也不过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考量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美国全面主导的中美关系”，而不是站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关系。毛泽东不因为他给予中国人民的一点小恩小惠就上当，即便司徒雷登对中国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从本质上来讲他与马歇尔等人是一丘之貉。
“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老人家文章所提到的“新店”，就是换汤不换药的如晚清以来的毫无自主的政府，这恰恰是共产党人革命所要推翻的。
司徒雷登还以为中国人会像蒋介石一样，甘心成为被人主宰的傀儡，却没有料想到他的如意算盘最终会落空。
司徒雷登的人生是一个大悲剧，他回到美国之后的晚年相当悲惨，但究其根本，这是他必然的宿命，他不过是美国资本家与政客手中的一枚棋子而已。毫无自知之明的司徒雷登，自己将自己推向了悲剧的深渊，但这是美国的悲剧，而不是中国的悲剧。
美国根本的意识形态使得它的决策机制相当僵化，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般，“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事实上，美国的政客们本身也沦为了棋子，他们所有的决策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掌控着，这是美国与中国最为根本的差别，也是最为根本的矛盾点。
不仅是美国如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如此，无论它们过往的历史如何，也无论它们的形态如何变化，更不论它们说出多么漂亮的话，做出多么引人注目的秀，它们从本质上来讲都是侵略性、控制性的。毛泽东在71年前，以他穿透外在现象的目光，抓住了矛盾的本质，直接将一把尖刀插进了敌人的心脏。
毛泽东不仅揭示了问题的本质，还为中国人指明了出路——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这是那个彷徨的时代的强者之音，这是近百年来的指路明灯，中国人民正是凭借着这样的精神，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中国人的命运，要自己主宰，这是71年前老人的谆谆教诲。我们在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在未来更要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