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以后，中共中央秘书处在文书处理中开始出现了“存文组宣毛”的代号。其中，“组”是中央组织部，“宣”是中央宣传部，后改为特委，“毛”是共产国际。而列在首位的“文”——中央文库，一直湮没于历史的风雨中，鲜为人知。
中央文库保管的是党从诞生起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期间的重要文书档案，共计两万多份。
其中，有党中央各届、各种会议记录、决议案；有党中央给各地的指示及各地党组织给中央的报告；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有苏区和红军军事文件，有毛泽东、周恩来的手稿；有瞿秋白、苏兆征、彭湃、罗亦农、恽代英等革命先烈的遗墨、照片……
从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期的动荡岁月和战火硝烟中，中央文库就秘密存放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隐匿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眼皮底下。
中央文库几经辗转，数易其手。为了这个堪称中共早期记忆的“一号机密”，一批地下党员竭力守护，刻上了英雄不朽的名字。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文献被称为“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成为中央档案馆的“镇馆之宝”。
今天跟随小红一起了解中共“一号机密”是如何奇迹般被保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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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交将来”
1926年7月，中共四届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颁布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中央各部委要有确定的组织，“并应增设中央秘书处，以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其中，秘书处内设的文书科文件保管处，就专事负责文件档案保管工作。
1927年10月，中共中央秘书处由武汉迁回上海后，各科工作人员居住的“联络点”改称为“处”。因此，文件保管处又称为二处，地址位于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这就是中央文库的前身。
1931年初，中共中央秘书处文件保管处改为中共中央秘密档案库，由代号为“张老太爷”的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科长张唯一负责中央文库的管理工作。
张唯一生于1892年，保管中央文库时才30多岁，一点儿也谈不上“老”，因为办事沉稳，老成持重，这才得了“老太爷”的“尊称”。
1931年1月，周恩来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直接指导中央文库的工作。
工作中，周恩来发现文件、资料一包一捆未加整理，当即指出“文件材料应分条理细，进行分类整理”。鉴于文库接收的档案只是流水账，随收随登记，根本没有区分来源，周恩来对秘书处负责人说：“你们可以找阿秋（瞿秋白）去谈谈，请他给写一个文件处理办法。”
1931年4月，瞿秋白起草《文件处置办法》，明确周详地规定了党中央应当收集、保管的文件资料的范围、内容，以及整理分类编目的原则、方法，并且要求这些档案“均按时日编”，“切记注明年月日，愈详愈好”。这也是党史上最早的关于管理档案、文件的条例。
在草案的最后，瞿秋白还加了一个总注：“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两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在“将来”两字旁边，瞿秋白打上了着重的圈点。
从此，在白色恐怖中，一批忠贞不渝的共产党人，开始了保护“中央文库”的艰苦卓绝的事业。
顾顺章被捕叛变，为何对“一号机密”却只字不提？
为适应上海地下斗争的生存环境，中央秘书处规定：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
一份送交共产国际，一份送中央文库保存，一份由文件阅览处呈请中央领导人批办，由中央特科处理。
恰恰是与中央特科的横向关联，引发了中央文库最大的一次危机。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旋即叛变。顾顺章掌握上海的中央机关及中央领导人的住址，对秘密工作方式了如指掌，他的叛变，无异于将党的机密暴露在敌人面前。
周恩来派人紧急通知张唯一：“情况万分紧急，立即携带文件全部转移”。张唯一雇用了两辆黄包车，连夜将二十余箱文件分几次运往恺自迩路（今金陵中路）的一幢独立小楼里，这里是他的家。
虽然中央文库立刻被转移了，但周恩来始终放心不下。因为，中央文库有一套完整备份保存在中央特科，而特科文库就保存在顾顺章手中。但奇怪的是，顾顺章给敌人交代了很多重要机密，唯独对特科文库只字不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顾顺章把这批文件偷偷藏在了他岳父那里。
为了不连累家人，顾顺章选择了保密。不仅如此，他还偷偷派人把特科文库全烧掉了。从此，这批资料仅存中央文库唯一一份，更显得弥足珍贵。
由于顾顺章叛变，党中央不得已分批撤离迁往苏区，但中央文库的文件资料目标过大，不方便撤离。于是，张唯一和中央文库一起留在了上海。
1931年底，张唯一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秘书处负责人，难以兼顾文库工作。经中共中央秘书处批准，中央文库交到了第二任保管人陈为人的手中。
呕心沥血护文库
陈为人
陈为人是湖南江华人，出生于1899年。他于1920年赴苏联学习，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他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等职。1929年，陈为人调往上海工作，1931年春被捕，关押于龙华监狱，经营救获释。1932年秋冬，出狱不久的陈为人就收到了保管中央文库的特殊任务。
中共中央文库位置图
接手文库后，陈为人将隐蔽在张唯一家的二十多箱文件全部秘密搬至自己的家中。那是一栋独门的三层小楼房：第一层卧室兼客厅，第二层为卧室，第三层被改为一个小阁楼，靠里墙二尺做了一堵木板墙，两墙当中存放文件。为避人耳目，陈为人和妻子韩慧英白天假扮富商，阔气悠闲，晚上则通宵达旦地整理文件。
为了确保机密文件万无一失，陈为人甚至在家里搁了一个常年留有火种的炉子。他和妻子相互叮嘱：“一旦遭遇不测，宁愿焚楼烧房，与文库俱焚！”
当时中央文库的档案主要有四大类：中央文件、苏区文件、红军文件和地方文件。为了便于保管和转移，陈为人夫妇想方设法缩小文件的体积。他们将厚纸文件抄在薄纸上，将大字抄成小字，再剪去文件四周没有字的白边。经过这样处理后，库藏档案缩减到2万余件，仅用几只皮箱便可全部装下。
1935年2月19日晚，上海多个党的重要机关突遭破坏，张唯一与韩慧英先后被捕。千钧一发之际，陈为人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用每月30块银元的“高价”租下了位于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的一幢两层楼房，并想尽一切办法将数十箱珍贵文档分散搬运到了这里。中央文库再次脱险。
韩慧英被捕后，陈为人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也断绝了经费来源。为防止被特务叛徒认出，他也无法外出工作谋生。可是高昂的租金要支付，三个幼小的子女要抚养，怎么办？
据妻妹韩慧如回忆，为凑钱按时交房租，他们忍饥挨饿，把二楼家具、能卖的衣服都变卖一空，但仍要尽力维持底层撑门面的摆设不变，以免邻居怀疑。
孩子们没有冬衣，只好用包文件的边角碎布拼凑而成。一家五口一天只吃两顿山芋薄粥，孩子们每每叫嚷吃不饱时，陈为人就难过地劝慰他们：“我们是吃点心，点心、点心，就是点点心的，不要吃饱的。”由于长期劳累、营养不良，又缺乏医治条件，曾受酷刑拷打致肺部严重受伤的陈为人病情加重，开始不断呕血。
1936年初，韩慧英出狱，几经辗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陈为人，一家人终于团聚了。考虑到陈为人的身体状况，组织上不忍他再操劳，决定将文库交给中央特科徐强负责。
1936年6月，陈为人强撑病体，写下《开箱必读》，作为对后继守护者的最后嘱托。《开箱必读》中写道：
“开箱注解：在未开箱之先，必取目录审查，尤其是要审查清理的大纲共二件（一切文件，都是按此大纲清理的），然后才按目录次第去检查，万不可乱开乱动。同时于检查之后，仍须按原有秩序放好。”
陈为人起草的《开箱必读》
1936年秋，陈为人夫妇带着一个孩子乘车把最后一箱档案完整无缺地护送到指定地点，完成了任务。回家后不久，陈为人便大口大口吐着鲜血昏倒在地……
1937年3月13日，陈为人溘然长逝，年仅38岁。
此后，中央文库由徐强、李云、刘钊、缪谷稔、郑文道等人浴血护卫，历经数次秘密转移搬迁，始终未曾暴露。
1942年6月，陈来生奉命接替病重的缪谷稔管理中央文库。躲过日伪宪兵、特务、巡警的盘查，陈来生将2万余件党的重要文件、资料，由新闸路运到成都北路974号自己的家中。陈来生在此保护中央文库达7年之久，不仅躲过敌人多次来家盘查，甚至连日夜相处的同楼居民也无人察觉。
《上海陈来生所保存的材料的大概情况》
上海解放后，陈来生将全部文件完好无损地交给了上海市委。上海市委组织部还给陈来生一份证明信，信中写道：
“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装16箱”，这些文件、资料“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
如今，这批珍贵的历史档案全部完好无损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内。
这批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文献，从地下转为地上，从简陋的皮箱、阁楼、夹墙内跨入了现代化的库房。这数万页之多的文稿，大小不一，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仿佛讲述着曾经经历的危难和艰辛。而伴随着这批珍贵档案永存世间的，是陈为人、韩慧英、陈来生等革命先辈灿烂的信仰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