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时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杜聿明因肾衰竭在北京住院治疗，得知这个消息后，正在北京开会的“红小鬼”郭汝瑰前去探望了他，而这也是两人继淮海战役分别三十多年后的首次见面。
当时杜聿明已经非常虚弱，但看到郭汝瑰后，他还是激动地强撑起来，紧紧抓着郭汝瑰的双手。寒暄过后，杜聿明向郭汝瑰问了一个问题：“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就想听句真话，当时你是不是共产党？”
听到这个问题，郭汝瑰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知道，可能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杜聿明三十多年，他一直都在等着自己的回答。
只不过，当时郭汝瑰的真实身份还没有得到公开，他不能违背党的纪律。但看到眼前病之将死的老同僚，他又不忍欺骗。
于是，他轻轻拍了拍杜聿明的手背，轻声回答：“当时的我们，只是立场不同…”
虽然郭汝瑰并没有直接承认，但那一刻，杜聿明还是全都明白了，他的怀疑没有错，他一直都是对的。
原来，早在淮海战役开始之前，杜聿明就曾怀疑过郭汝瑰的身份，他的理由很简单：他自己就够廉洁了，可“郭小鬼”（郭汝瑰的外号）更是清廉的不像话，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如此作风很像是共产党员。
这个理由如今在我们看来的确没啥毛病，但当时却把老蒋气得不行，照你杜聿明的说法，难道国民党军官只有贪污腐败才是清白的？所以，杜被狠狠骂了一顿，最终他对郭的控诉也不了了之。
而后来我们知道，国军在淮海战役中一败涂地，基本丧失了长江以北的统治力。此后解放军更是长驱直入，从长江打到珠江，最终解放了全国。
淮海战役胜利的意义不言而喻，而其胜利因素除了解放军的骁勇和国军的迷之操作外，郭汝瑰这位“红色间谍”所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也正是因为“红小鬼”的操作，让杜聿明输的一败涂地，终身怀恨。阔别三十年，杜聿明才提出世纪之问，其目的就是印证心中看法。
笔者就将为大家讲述郭汝瑰这位“红小鬼”的故事，揭秘他的传奇“间谍之路”。
1907年，郭汝瑰出生在四川铜梁县（今重庆铜梁）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世家，他的父亲郭朗溪是清末秀才，有些见识，郭汝瑰因此从小就对旧社会的黑暗有所了解，这也养成了他憎恶黑暗的秉性。
等到18岁高中毕业的时候，随着国内革命运动兴起，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郭汝瑰毅然跟随堂兄郭汝栋南下广东，走上了革命道路，还一举考入黄埔第五期。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黄埔军校中有不少共产党人，像周恩来和恽代英等，就先后在黄埔任职，并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发展党员。
在此期间，郭汝瑰对共产主义有了深刻的认识，同时他非常赞成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还萌生了入党的念头。于是，郭汝瑰找到了自己的党员好友袁镜铭，希望他介绍自己入党。
不过，由于郭汝瑰的堂兄弟郭汝栋是川军军阀，袁镜铭并没有立即答应下来，而是告诉他要等一阵子，必须经过组织的考验。
然而好景不长，蒋介石就在南京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国共合作随即破裂，大批共产党人都陷入到了“白色恐怖”之中。
在这危难的时刻，郭汝瑰不仅没有改变加入中共的念头，反而因为蒋的暴行，他更加坚定了入党的决心。
如此态度自然是受到了袁镜铭的认可，于是在袁的介绍下，郭汝瑰于1928年5月顺利入党，终于实现了自己追求的愿望。
1930年，袁镜铭与郭汝瑰策划了一次配合红军游击队的兵暴，但由于联络出了问题，结果以失败告终。这次兵暴失败，不仅使得郭汝瑰受了重伤，险些丧命，还导致袁镜铭因此被捕，后被国民党杀害。
随着袁镜铭牺牲，郭汝瑰与党组织的联系便中断了，加之当时国民党反共正值高潮，他根本无力重新与组织取得联系。后来，在郭汝栋的劝说下，郭汝瑰踏上了前往日本留学的轮船，而这也成为了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
郭汝瑰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并不愉快，尤其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这时，他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在日本再待下去，他渴望为国效力。
于是，带着抱负和军人的信念，他毅然回到了祖国，并于1931年考上了中央陆军大学，成为了陈诚“土木系”的一员。
从陆大毕业以后，郭汝瑰就凭借着能谋善断的能力受到了同学的赏识，后经推荐，他得以进入陈诚的18军，担任了14师参谋长。
刚一毕业就能担任师级干部，由此可见上级对郭汝瑰的赏识和他的能力之强。当然，他的能力也绝非是纸上谈兵那么简单。
郭汝瑰面对的第一战，就是淞沪会战，当时他奉命接替了胆怯的42旅旅长的职务，负责镇守上海重要门户南北塘口。
南北塘口对于上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人们都清楚这里会是日军的主要进攻目标，所以郭汝瑰的压力可想而知。值得一提的是，战前人们普遍都不看好郭汝瑰，认为参谋出身的他根本没有守下阵地的可能。
但结果，郭汝瑰用实际行动打了所有人的脸，他留下遗书，身先士卒，硬是带着部队和日寇厮杀了七天七夜。直到上级下令撤退前，全旅人数已经从八千下降到了不足两千，但阵地依旧没有丢掉。
就这样，郭汝瑰一战成名，成为了全军有名的战将，同时也受到了陈诚和蒋介石的称赞和重视。
当然，出名的不只是郭汝瑰的作战能力，更是其抗日决心。郭汝瑰在淞沪会战时期写下了遗书：
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膏野革。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抗日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
战后不久，郭汝瑰就被陈诚任命为54军参谋长，随军退守武汉。
而在武汉会战中，郭汝瑰充分发挥了自己能谋善断的特长，从大局入手，分析敌我实力，一改“死守”的老路，制定出了“运动战”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得到了国民党高层的一致认可，同时也让陈诚更加倚重这位人才。
后来在郭汝瑰的一手规划下，武汉会战只让日军得到了一座空城，各部都因为运动战的缘故损失不大。而武汉会战以后，抗战得以转入了相持阶段，所以这也堪称是抗战得以胜利的关键转折点之一。
通过在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的表现，郭汝瑰彻底“征服”了陈诚和蒋介石，他很快再次得到了升迁，成为了20集团军的总参谋长，正式进入了国民党高层。
可进入国民党高层以后，郭汝瑰才意识到，这个政权并不像表面那般“光鲜”。
虽然国民党当时作为中国名义上的执政党，但其内部早已腐败不堪，而且派系林立，人心不一，毫无团结可言。
更可悲的是，国民党的统治思想严重与民众脱离，根本担不起统治全国的重任，这与郭汝瑰参加革命的本意大相径庭。
所以，尽管身居高层，但郭汝瑰深刻意识到这个政党难有作为，而再度加入共产党的念头，也在他的心里愈来愈强烈。
早年的思想启蒙，早已将郭汝瑰变成了一个意志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特别是在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后，他更加认定只有中共才能救中国，才能代表最广大中国民众的利益。
1945年4月，已经是国民党军务署副署长的郭汝瑰偶遇了黄埔同学任逖猷，郭汝瑰明白，自己“找回”组织的机会来了。
原来，任逖猷也在黄埔期间入了党，还与郭汝瑰共过事。后来任逖猷被捕，郭汝瑰还曾积极营救，此后二人便再无见过面。
于是，郭汝瑰兴奋地邀任逖猷密谈，问他还有无关系？然而，当初被捕后任逖猷就脱离了组织，这个结果让郭汝瑰大失所望。不过在临行前，任还是向郭透露自己的堂弟任廉儒“有关系”，并表示让其等消息。
几天后，任廉儒就找到了郭汝瑰，郭随即向其透露了自己的心声，表示想要重回组织。但当时任廉儒只是闪烁其辞，并没有直接承认自己与组织的关系，还劝告郭“不可多事”。
可离开郭家后，任廉儒就将这个重要情况汇报给了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后来他又负责起了与郭汝瑰的联系。
1945年12月，董必武和郭汝瑰在任廉儒的安排下进行了首次会面，在这次见面中，郭汝瑰向董必武深刻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并表示希望恢复党籍和去延安工作。
对于郭的请求，董必武并没有立即接受，毕竟其入党介绍人已经去世多年，而且在这此期间组织并不清楚他的思想状况和表现。
次年3月，两人再度见面，而这一次，董必武向郭汝瑰传达了自己的意见：“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你去延安作用不大，希望你留在这边能为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自此以后，郭汝瑰就作为我党情报人员在国民党潜伏了下来，而他的“间谍之路”，也正式开始。
据统计，从1945年5月成为间谍后到1949年12月率部起义，郭汝瑰累计向组织提供了一百多次情报，这些情报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甚至影响了整个解放战争的局势。而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当属淮海战役。
其实当初我军决定发动淮海战役时，并没有想过要将其开展成大战役，在粟裕给毛主席的作战计划中，都只是寻求时机歼灭国军徐州剿总的一支主力军，借此震慑国民党。当时驻守在新安镇一带的黄百韬兵团，正好就是那块“开刀肥肉”。
当时郭汝瑰担任了国防部第三厅厅长，专门负责拟订作战计划。为了帮助解放军顺利吃掉黄百韬兵团，他可谓绞尽脑汁，毕竟要达到目的，又不能太明显，这显然不太好办。
好在国防部长顾祝同平庸无能，大事小事都全听郭汝瑰负责，所以关键就在于国防部部长刘斐，此人负责主持国防部日常事务，以及作战计划审批。
但有意思的是，刘斐其实也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这个说法虽然没有得到我党的正式承认，但根据郭汝瑰的回忆可能性非常大）。
当然，当时两人都不知道对方是地下党这么一回事，所以彼此都将对方当成了最危险的敌人，恨不得除掉对方。
有一次，两人还在顾祝同面前相互指认对方是中共地下党，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顾祝同劝解，让两人齐心协力为党国效力。
后来刘斐又跑到蒋介石那里去打小报告，说郭汝瑰是地下党，理由竟和杜聿明一样，认为他“清廉得不像话”，结果自然也是被老蒋一顿劈头盖脸臭骂。
基于这个缘故，杜聿明从来不怀疑刘斐是地下党，反而坚信他和自己有一样的直觉，认定了郭汝瑰是地下党。
只不过，老蒋却认为郭刘两人的相互指认都是为了争宠，并没有当回事，至于杜聿明的劝告，他也当成“直觉误人”，不予重视。
所以，淮海战役被俘后，杜聿明一直都对郭汝瑰到底是不是地下党一事耿耿于怀，直到得到郭本人的承认前，他都一直坚信着自己的判断。
回到淮海战役，郭汝瑰为了帮助解放军吃掉黄百韬兵团，他设计了一番精彩异常的布局：以44军为饵，吸引黄百韬滞留新安镇，为华野围歼黄百韬兵团争取宝贵的时间。
44军原本属于李延年兵团，当时驻守在连云港一带，当时回撤有海路和陆路两个方案。如果要让黄百韬甘心等候44军，那么就必须要让其走陆路这条线，而且还需要开出一个让黄百韬无法拒绝的条件。
当时为了刘斐顺利通过作战计划，郭汝瑰并没有在计划上做太多手脚，而是决定在执行上进行一番“微操”，亲自前往前线“督战”。
只不过郭汝瑰知道自己已经遭到了杜聿明的怀疑，这也让他很是心颤，为了洗刷嫌疑，同时也为了促成自己前往徐州，他面见了蒋介石，说了这么一番话：
“徐州是南京的北大门，应该派一只虎来把守，即使不能，也应该派一条狗来看门，现在却派了一只猪，眼看大门快守不住了！”
这番话是用以讽刺徐州剿总司令刘峙的，当时受到了国民党高层的广泛赞同，连身为徐州剿总副司令的杜聿明都再赞成不过。毕竟刘峙的无能是出了名的，所以抨击他，无疑是“为大局着想”，能够减轻不少嫌疑。
郭汝瑰自然知道蒋介石的任人唯亲，所以他倒是不担心刘峙会被撤，反正刘峙最大的本事就是组织部队“送人头”。而后他又极力举荐自己的上级顾祝同，希望派遣他去徐州督战，以帮助杜聿明“减轻”担子。
对于刘峙的无能，蒋介石也是清楚的，而鉴于徐州的重要性，他果断赞成了郭汝瑰的建议。于是，顾祝同就被派往了徐州，而作为其心腹和“大脑”的郭汝瑰，自然是一同前往。
到了徐州后，郭汝瑰很轻松就说服顾祝同让44军走陆路一线，而且为了得到黄百韬的支持，他还提出建议让44军归黄百韬兵团建制，并阐述了充分理由。
对于这个提议，黄百韬简直不要笑出声，他当即举双手赞成走陆路这个方案，还主动留下来等待44军归建。
至于结果我们都知道，在华野的大军包围下，黄百韬兵团被重重包围，最终于碾庄被全歼，这也成为了淮海大决战的序幕。
有意思的是，搞定了黄百韬兵团以后，郭汝瑰立即让顾祝同“交还”了徐州大权，两人赶紧回到了南京。而后徐州方面在刘峙和蒋介石的“骚操作”下，局势渐渐朝着于我军有利的一面倾斜，最后我军“被迫”发动了“大淮海”战役，基本歼灭了长江以北的敌军，取得了不可思议的胜利。
而这其中郭汝瑰的功劳占了多少，我们不得而知。
淮海战役结束以后，郭汝瑰觉得自己已经到了暴露的“临界点”，所以他再次向组织提出了请求，希望到解放区去工作。
不过中央从大局考虑，认为郭汝瑰的身份特殊，且工作非常重要，于是便向他传达了指示：
“你的愿望，党非常理解。不过经再三研究，认为你到解放区作用不大，预计解放军渡江后，蒋介石必然妄图巩固西南，那时必有一场恶战。你不如争取掌握一支部队，到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举行起义。这不是比到解放区作用更大吗？”
对于党的苦心，郭汝瑰自然清楚，所以他克服了心理压力，继续潜伏在国民党高层。为了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务，郭汝瑰向顾祝同表示希望能下部队带兵，对此顾祝同二话不说就为他保荐，帮助他当上了72军军长，即刻开赴四川。
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基本上将宝全部押在了郭汝瑰身上，他任命郭为二十二兵团司令，直接指挥三个军和三个独立师，负责长江和沱江的防务，企图将四川当成自己反攻大陆的后路。
然而，郭汝瑰接手川南防务以后，就开始着手剔除72军中的特务和反动分子，并做好了官兵的思想工作。
1949年12月11日，就在解放军即将入川之际，郭汝瑰率领72军在宜宾地区通电起义，这直接打破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
得到消息后，蒋介石再三质问了消息来源，直到确认郭汝瑰起义后，他才捶胸顿足，连声大骂：“娘希匹，郭汝瑰，坏我的大事！”
完成任务后，郭汝瑰的身份并没有立即得到揭示，一方面是防止国民党特务对其暗杀，另一方面则是避免造成不良影响。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党对郭汝瑰都是以起义将领的名义来对待，他先后出任了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还在南京军事学院从教了十八年，帮助我军培养了大量人才。
虽然生活回归平静，但郭汝瑰一直都有件心事，那就是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到底何时才能得到恢复？
对于这件心事，郭汝瑰整整怀揣了三十年，直到1980年4月，已经73岁高龄的郭老才得到了中央的正式批准，得以重新入党。
如果算上从他1930年回国施展抱负开始，那么这一天，他已经整整盼了五十年。
次年，杜聿明病重，已经重新成为共产党员的郭汝瑰前去探望了他，这也才有了本文开头那一幕。
致使淮海战败，国民党全军败退，解放军几乎兵不血刃解放大西南，这一切都有着郭汝瑰的贡献。而对于他的行为，至少蒋介石、杜聿明是不会理解的，不仅不理解，反而怨恨、痛骂。
对于郭汝瑰的真实身份，直到80年代后才得到了解密，当时报道一出，便在台湾引起了轩然大波，一篇名为《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的文章不无幽默地叙述了此事，还借此讽刺了国民党，引发了激烈讨论。
此后，郭汝瑰受到了来自台湾的不断谴责，有人说他是“叛徒”，还大言不惭地指责说如果没有他国民党就不会败。
对于这些质疑，郭汝瑰只是淡淡回应：“…如果站在清王朝的立场，说孙中山先生为叛徒，视郑孝胥、张勋这些保皇派为忠臣，岂不可笑？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只会助长专制独裁，阻止社会进步。这是一种糊涂之论。”
郭老这番话着实让不少批评他的人住了嘴，而从中我们也不难体会，在国家大义面前，郭老实在是完全拿捏得准，他无愧于任何赞美。
1997年10月，九十岁高龄的郭老在送女儿去机场的途中不幸发生车祸，因抢救无效去世。至此，这位传奇的红色间谍，走完了他绚烂的一生，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遗憾。
纵观郭老的一生，其实都在为了理想而奋斗，他立足国家大义，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后来更是不顾高官厚禄及时从反动集团脱身，倒戈人民阵营。
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下，郭老可以说是做了最危险的选择，不过后来结果证明，他做出的又是最正确的选择。
郭老当年在淞沪会战留下的遗书中，有这么一番挚情言语：“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抗日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
如今祖国昌盛，山河大好。又不知哪一处波涛如山，是郭老相见？
谨以此文向郭老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