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4日晚，郑州通商巷救火队院内，突然隔墙跳进两个黑影，随之院内“抓贼”的呐喊打破了夜幕的沉寂。这一跳一喊，牵出了一桩惊天谍案，引发了卢沟桥事变前中日间的一场外交风波。
设领波折
郑州位于河南省中部，20世纪初，京汉铁路、汴洛铁路（即陇海铁路的前身）在此交汇贯通，使这小地方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种状况，自然引起力图扩张中国内地进行经济侵略活动的列强的关注。日本商界先行渗透，以频繁的商贸活动和借款等形式打开郑州的门户。
1920年前后，侨居汉口的日本商人竞相进驻郑州，他们从事棉花、牛羊皮和土产杂货的买卖交易。仅仅两三年时间，开设各类商店13家之多，人数多达三四十人，年交易额由60余万元升至300万元以上。1922年5月，日本青岛守备军民政部铁道部业务处调查科编辑《河南省郑州事情》一书，作者林重治郎系铁道部工作人员，多次往来于青岛、郑州、开封间进行调查。书中对郑州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气候、民俗、侨民甚至若干年月的风向及风力等都作了全面介绍，这部秘不示人的资料以“研究”为名，隐藏着未来日本向中国内地特别是西北地区扩张的图谋。
1931年2月初，经过中日间的长期交涉，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正式开馆。这是日本在中国内地所设立的为数不多的外交机构之一。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驻郑州领事馆和日信洋行指使其雇员对抗日活动进行秘密调查，引起郑州人民的强烈愤慨，集会、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多种形式的抗议活动接连发生。10月6日，日本内阁决定，在华全部日侨向上海及汉口集中，置于其海军易于保护之处。之后，郑州领事馆全体成员及侨民撤离郑州。
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与由华北向华中扩张的政治、军事行动相配合，日本也开始恢复其在郑州的领事馆。10月15日晚，原日本驻汉口领事馆秘书、新任驻郑州领事佐佐木高义偕馆员到达郑州，与各方接洽恢复领馆事宜。之后，日方选定并租用东三马路原金城银行郑州分行一处两座楼房的院落作为领事馆新址。
随着日本驻郑州领事馆的恢复，大批日本人、韩国人往来于河南境内尤其是平汉、陇海、道清铁路沿线，从事非法活动的案件频频发生，主要有：一是私带现银，破坏中国政府币制改革计划的实施；二是运毒贩毒。随身携带毒品红丸、海洛因等；三是从事特务活动，在河南、山西、陕西境内对地貌、建筑物、河流、工事等进行测绘或拍照。这些非法活动的当事人一般被移送郑州领事馆后都不了了之。显而易见，郑州领事馆已经成为日人从事非法活动的重要庇护所。
误投罗网
郑州通商巷，位于火车站附近繁华热闹的德化街与大同路附近。1936年夏，一个所谓的“文化研究所”在通商巷9号百花银楼后院设立，为首的是志贺秀二、田中教夫、山口忠勇三个日本人。之后，志贺等人深居简出，不见有任何“文化研究”的活动开展，却经常有各色装束的中国人匆匆出入其间。
是年，日本积极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向河南等地扩张，以准备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在此背景下来商埠之地的郑州“研究文化”，其举动不能不令人怀疑。为此，河南一区专署多次派人向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提出口头质问。日本领事佐佐木反复声明该所纯为文化机关，并无其他作用。但是百密一疏，领事馆警察署长平山勇在一次谈话中无意道出，文化研究所实为直属日本天津驻屯军的特殊机关。郑州当局获悉后，立即加强了警戒措施，对通商巷9号门前街口，增派警探和便衣实施严密监视。德化街、大同路等要道“值岗军警，常有六七人至一二十人之多。
1937年1月4日，汉奸赵龙田携带情报由西安潜入郑州“文化研究所”，旋即志贺决定派其与山口同赴天津向驻屯军司令部汇报。当晚9时，为了避开前门中国警方的监视与跟踪，志贺要求赵龙田与山口由文化研究所的后阳台跳出，从另一街道潜行离开。不料，慌不择路的赵龙田等却一脚跳进隔壁郑州商会救火队的院内。二人当即被救火队员以盗贼嫌疑扣留，公安局闻讯赶来将其捕获并立即转送一区专署。一区专员连夜亲自审讯，赵龙田如实供述自己是日人“雇用”的间谍，主要任务是“专赴山（西）陕（西）郑（州）汴（开封）一带窥探军队情形”，并伺机联络土匪，“破坏铁路抢劫快车，乘时暴动”等。
在确认了通商巷9号为日特机关后，郑州当局通知日本驻郑州领事会同前往检查。日领事佐佐木先行通报志贺，继而借故拖延出发时间。5日上午10时许，中国警察来到文化研究所门前，突然院内浓烟升起。警察立即强行推门而入，院内田中持刀、志贺握枪公然抗拒。经反复劝谕，二人始放下武器。警察迅即灭火，缴获大批未及焚毁的文件、资料、照片等物。之后，志贺、田中被带往专署，与山口、赵龙田一道拘押看管。
谍情曝光
中国方面在郑州当场缴获的证据无可辩驳地表明，日本人在通商巷煞费苦心设立的“文化研究所”，实为隶属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特务组织“豫陕甘三省通讯总处”。
虽然志贺等人在得到领事馆预警后，焚毁了许多证据。但数量不菲的残存还能勾勒出其间谍活动的大概。从这些证据可以看到，这个特务机构活动范围涉及豫陕甘三省，而尤其以黄河沿线和豫北地区为重点。而由日本天津驻屯军直接提供大量经费，用于收买汉奸和贿赂军政人士。所得情报或由日方派人带回，或由领事馆通过外交途径转送。
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这个“文化研究所”收集到许多情报，其中包括：策划河南黄河以北各县独立的计划与活动；勾结土匪，供给其枪械，预谋暴动的计划与活动；编印反动口号，造谣迷惑民众；中国军队调防、训练、备战等秘密文件、地图等；组织特殊无线电班，妨害或窃取中国电讯的计划和活动情况等。日特在一份给驻屯军的报告中说：“（中国）抗日风潮日益猛烈，华中方面，为防华北日本势力之浸润，以黄河为防日之障壁，举凡军事、政治、贸易、商业，皆布列防阵，决心不使日人越雷池一步。河南为第一线，黄河为前线，而以陇海线掩护之。另有津浦平汉二干线，及多数公路航空路与后方联络”等。
从这些未燃尽的文件中缴获有日特机关的6本发文登记簿，登记簿上记载了发送有关情报130多份，其中，相当一部分注明是由领事馆转发的。
舆论鼎沸
郑州日谍案的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央日报》、《申报》、《大公报》、《河南民报》等报刊连续公布了中国方面缴获的情报，报道了各地民众对日本特务活动的愤慨和谴责。同时不满郑州当局错引外交惯例，越权同意引渡日本间谍，要求中国政府积极交涉，严惩涉案人员，取缔与特务机关有通谋的日本驻郑领事馆。
1月6日上午，佐佐木偕日本驻华大使馆派驻郑州的秘书佐多平井同赴一区专署，向专员阮藩侪当面表示道歉，要求引渡志贺等人。日本天津驻屯军则派出一名参谋到开封，希望河南当局就地解决，以免外交程序，“有损颜面”。1月8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向日本大使馆提出口头抗议。25日，正式向日方照会提出严重抗议。同日，8日，日本驻华大使馆特派秘书八谷实由南京飞赴郑州调查此事，天津方面日本也派岛田寿郎抵郑调查。9日下午，八谷实在中国方面陪同下，到通商巷9号勘查并摄影。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八谷实等人无言以对。13日下午，八谷实、佐佐木等由郑州到河南省省会开封，面见省政府主席商震，就郑州日谍案一事表示歉意。
在此前后，郑州当局将志贺、田中、山口等人驱逐出境，查封了与日本特务机关有联系的福胜洋行和广仁医院，先后在禹县、郑州、沧石铁路保管处等处逮捕了与此案有关的汉奸多人，并于1月31日将汉奸赵龙田处决。由此，郑州日本间谍机关遭到毁灭性的打击。2月之后，虽然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武官喜多诚一分别由北平、上海到郑州与佐佐木密谋，终因我方严密防范而难以恢复有效的特务活动。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8月5日，日本驻郑领事馆指使其雇员在郑州车站侦察我方弹药车辆数目及列车编号，被路警当场抓获。在战事紧迫、中方限制日严的情况下，8月9日晚10时，日本驻郑州领事馆下旗闭馆，结束了其在郑州不光彩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