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卢志英，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央特科从事情报工作。1934年奉命打入国民党赣北区“剿共”保安司令部，任上校主任参谋，在此获取了蒋介石旨在彻底消灭中央红军的“铁桶围剿计划”。红军得到绝密情报后，迅速撤离苏区瑞金并开始长征。然而功勋卓著的情报英雄，解放前夕惨遭国民党宪兵毒手……
获取蒋介石的“铁桶计划”
卢志英，谱名宗江，字子江，号育生，别名周至堃，1906年生于山东昌邑县望仙埠村。虽家境贫寒，但父母对他寄予厚望，节衣缩食让他读了几年私塾，16岁就读于乙种蚕桑实业学校。后来，家境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他辞别父母，背井离乡随人闯关东，去了黑龙江。受辛亥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又回到关内张家口、郑州、洛阳等地。苦难不仅磨炼了他的意志，更使他立下了“壮志欲填海，苦胆为忧天”的大志。他投身东北绥宁镇守署军官讲习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冯玉祥部国民联军，当上营长，参加了北伐战争。
大革命失败后，卢志英率一个营举行起义，转战甘肃、宁夏边，遭敌包围，失败后负伤逃出。1927年8月，到北京从事地下工作，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旁听，坚持自学英、法、德、日语。1929年初秋，已调中央特科工作的卢志英与战友张育民结成人生伴侣。结婚那天，周恩来、邓颖超亲自送来一对绣有鸳鸯戏水的粉红色枕套，左下角分别绣着“伍、邓”二字。
1934年夏，蒋介石在江西南昌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并亲自坐镇，调集兵力，分多路对红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中央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局面。卢志英夫妇受党组织派遣，分别化名打入了国民党赣北区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莫雄的司令部。
◆莫雄
卢志英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着莫雄，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不久莫雄便任命卢志英为上校主任参谋（参谋长），并让张育民做了“附军医所”所长。从参谋长到重要下级军官，差不多都是从上海来的中共地下党员，有几十人之多。莫雄曾在《我与共产党合作的回忆》中说：“在司令部内与我经常在一起的卢志英同志，他给我的影响为最深。他体魄魁伟，器宇轩昂，煞是一副英伟的军人形象。我与他虽则素昧平生，但自他接受党的委派到我部任参谋长后，我与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非常尊重我，称我为‘老前辈’，又说早闻我在军界中的‘大名’。但深谈之后，我才知道，人家曾在冯玉祥部任团长，后因冯被蒋介石搞垮了，他才转道上海来的。他渊博的知识其实并不局限于军事方面，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他似乎无一不晓。在交谈中，我往往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接受了他革命的启蒙教育。”
卢志英一方面争取思想进步、同情革命的莫雄，一方面利用同特务头子康泽、“剿共”总司令陈诚相识相交的关系，陆续将一些中共党员安插在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短短三个月，便建立起一个神通广大的军事情报网。但对于南昌“剿共”行营的确切动态仍不清楚，卢志英便想通过保安司令莫雄摸清底细。于是卢志英开始“包装”莫雄，他的思路是：要想获得情报，首先得帮莫雄立稳脚跟。既不让他真的打红军，又要让他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一场热闹的大戏就这样开演了。
在卢志英等地下党员的精心运作下，莫雄的“剿共”部队煞有介事地与红军打了几仗，并“击溃”红军。不到6个月，在德安专区出现了苏维埃政权被“消灭”、红军全被“肃清”的局面——其实红军已全部转移到其他地区。这样，捷报不断传给“剿共总部”，调查“属实”，给莫雄通报表扬。蒋介石很是高兴，对莫雄更加信任；但出于防范本能，派出军统特务谢也夫在德安司令部及专署内任联络长官，实为监视。卢志英等人马上停止了一切活动，谢也夫一无所获返回南昌。
红军顺利通过毕节后，蒋介石闻讯大怒，以“通敌放共”罪名逮捕了莫雄，用飞机把他押回南京囚禁起来。卢志英已完成军事特派员任务，也离开贵州到南京设法营救莫雄。得知莫已由他朋友陈诚等保释，便到江西与先往的妻子张育民会合，领回寄养在农民家的儿子卢大容，一起到上海，与军委接上关系，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卢志英被调回上海，开展对日军的情报工作。为了结交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精通日语的卢志英在他的咖啡馆里搞了一个“献艺会”，让食客们自愿上台展示自己的音乐才能。一个偶然的机会，卢志英得知保岛酷爱琴弦，便投其所好，将“献艺会”改为“中日琴弦演艺共赏会”。一次，忍不住的保岛走上台来，盘坐在古筝前弹奏了一首曲子。曲罢，卢志英“恳求”保岛与他共和一曲。保岛答应，于是点了一曲《春江花月夜》。保岛弹古筝，卢志英拉二胡，两人就这样演奏了起来。此后，卢志英经常拿着二胡出入保岛官邸，与保岛切磋琴艺。就这样，卢志英成为保岛难得的“知音”和“挚友”。
1938年2月，在被日军划为禁区的提篮桥监狱斜对面开了一家沪丰面包厂。它的后台很硬，是由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特批的，厂长周育生就是卢志英。表面上是为了解决国际难民的口粮，实际上厂里送面包的工人是地下党员，专门收集虹口一带的军事情报。卢志英还通过朋友在大世界等闹市区开设“大中华咖啡馆”“唐拾义药厂”“金龙三轮车制造厂”，作为秘密联络站。
有一次，卢志英接到了为新四军搞药品、枪械的任务。几番思索后，卢志英决定冒险找保岛。他携大宗钞票又一次走进保岛官邸，声称自己有一亲戚，本是当地的大户，可近来不断受到当地共党和各路土匪的侵扰，打算建立一支乡村武装，需要采购一批枪械和药品。保岛听完后，眯着眼睛，打量了卢志英一番，又低头沉思了良久：乡村武装要枪械说得过去；要药品，而且那么多，就说不过去了。保岛是个城府很深的人，卢志英的这番话当然骗不过他。他知道卢志英另有企图，但不相信卢志英是共产党。面对重金，他终于动心了，说：“卢老板，我一会儿就打电话去海军西兵站，你带人去那里等着吧。东西到手了，你立即离开上海，暂不要回来，免得招惹麻烦。”最后话中有话地补充了一句：“免得出了问题，你我都无法交代。”就这样，卢志英从日本人手里搞到大批急需物资。
卢志英完成了采购任务，也撤离上海到苏中海安县曲塘镇，拉起一支200余人的抗日武装。1940年10月，新四军政委项英亲自向他颁发了苏北抗日游击联军副司令兼参谋长的委任状。
铁镣锒铛《狱中诗》
“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处境更艰难。
1942年1月的一天，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在盐城召见卢志英，他说：“当前正值抗战困难时期，情况你很清楚，新四军缺粮缺医，情报来源也在缩小。你有卧底的才能，也有与日军的关系，组织决定让你重返上海。”“重操旧业？”卢志英兴奋地问。“对！”刘少奇点了点头，“你离开上海两年多了，育民一个人在上海，又做生意，又搞情报，还带着个孩子，你也该去帮帮她了。”
再到上海，需要重新拉起一个情报网，卢志英便去拜见保岛。见到这位“知音”的到来，保岛甚是高兴，询问卢志英离沪后到苏北做了哪些生意。卢志英顺势送给保岛一笔可观的钱，说是当年“生意”的赚头。保岛并未推辞，很快收下了，接着说：“卢老板，这次重新返沪，想干点什么？”卢志英说：“不瞒司令官，北伐时我曾做过骑八旅的情报副官长，想投奔司令官谋个差混日子。”保岛早料到卢志英的背景不同寻常，但没想到他居然搞过情报。保岛不露声色地笑了笑，慢吞吞地说：“好吧，明天你到海军情报部报到。”进入日伪特务机关，卢志英慢慢地打进核心部门。经他的手，新四军源源不断地得到了所需的情报、物资。
◆1945年，卢志英与妻子张育民、儿子卢大容合影。
1947年10月，他被押解至南京，关在宪兵司令部。在狱中，卢志英知道全国解放已经胜利在望，他不希望儿子将来靠父亲功绩与荣誉生活，就带着手铐坚持教儿子学习文化。有一次，儿子做错了数学题，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要好好学习，将来的世界是你们的，不学好本领可不行啊！”这牢狱里的课堂，让他的儿子卢大容刻骨铭心，后来，卢大容成为新中国核工业战线上的一位专家。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我跟爸爸坐牢的日子》，此书已经成为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经典读物。卢志英曾经写过几首《狱中诗》，其中曰：
铁镣锒铛恨倍添，狱卒狰狞肆凶残。
伤心最是囚婴泣，凄凄切切震心弦。
一统江山扰攘遍，满朝文武裙带连。
鉴呈恳请辞旧岁，等因奉此过新年。
然而卢志英没能等到新年。1948年12月27日晚上，敌人将他带出去先是用木棍击昏，然后装进麻袋，秘密活埋在雨花台旁的小山上。烈士牺牲时年仅43岁。
1949年4月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张育民和儿子卢大容尚不知道卢志英的下落。直到1951年初，上海市公安局在沪捕获原南京宪兵司令部特务任宗炳。经审讯，任宗炳交代了他杀害卢志英等的罪行。经罪犯指认，找到了卢志英被活埋的地点，并由家属前往确认，终于弄清了卢志英壮烈牺牲的真相。上海市公安局随即将叛徒张莲舫及凶手任宗炳等处决。华东军政委员会陈毅、粟裕、刘晓等专门研究，追认卢志英为革命烈士。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第60号烈士证书。庄严朴素的卢志英烈士墓，静卧在雨花台畔。飒飒松涛，陪伴着一位没能看到祖国黎明的英魂。
